編者按： 公，是中華文化的一大核心理念，亦是歷代治理者的一種崇高追求。有公，就有私。千百年來，公與私的問題，始終是治理過程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它是檢驗治理者胸襟格局的試金石，也是照鑒王朝興衰成敗的鏡子。歷史是最好的老師，歷史上不少英主與賢臣在公與私問題上的故事，今天讀來仍有借鑒意義。

　　對于治理者而言，在公與私的問題上，親戚、僚屬、身邊人可說是第一道坎。古往今來，能過這道坎的并不多。但在一些雄主那里，卻能處理得公私分明，正氣干云，實屬難能可貴。

　　晉文公嚴賞三等

　　比如春秋時期的晉文公重耳。因為驪姬之亂，他在42歲時，就開始被迫流亡在外。在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居然有一大批賢才追隨于他，還有數(shù)十位不知名的人，堪稱古今一大奇事。

　　晉文公復國成功，這些追隨者就是功臣。面對這些患難之交，他是如何論功行賞的呢？他分賞為三等，以從亡為首功，送款者次之，迎降者又次之。還下詔懸于國門：若有遺漏功勞者，請直言。照理，這等行賞之法，完全出于公心，應該為大家理解佩服。但是，他的身邊人首先就表示不服。

　　這個身邊人，就是和他一起出亡的仆人壺叔。這樣的身邊人，我們今天理解起來也不困難。不難想象，在這種逃難的日子里，這個仆人必是鞍前馬后地效勞，生怕主子餓著凍著，盡可能把艱苦的日子過得讓主子感覺舒坦一點。這樣一個費心盡力的仆人，在主子論功行賞時，卻沒他什么事，內(nèi)心里怎能服氣？于是這位壺叔急了，直接找主子去了。說：你三次行賞，都沒有我，請問我有什么罪過？他問得還算有點藝術，不說自己的功勞，只問自己的罪過，卻掩不了“沒功勞有苦勞，沒苦勞有疲勞”的訴苦心思，同時也有點“與領導親近，你得優(yōu)先關照我”的心理優(yōu)越感。但是，晉文公并沒有動惻隱之心而亂了法度。

　　據(jù)《史記》載，晉文公說：“導我以仁義”。用德惠來防范我的過失，受上賞。以善行輔佐我，終于使我得以成就功業(yè)，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復次賞。至于奔走之勞、匹夫之力，又在其次?！叭p之后，故且及子。”這說明，晉文公心里的行賞賬算得很明白，其標準，是功勞大小而非關系親疏。壺叔的功勞，屬于“奔走之勞、匹夫之力”，不能和“三賞”相提并論。

　　晉文公賞得分明，壺叔便“愧服”。其愧當在于操之過急又有非分之想，其服在于行賞標準的清晰分明。更妙的是，壺叔因此當了“反面教員”，因為這樣的故事常常是不脛而走的，如史載“晉人聞之，皆說（悅）”。

　　從某種意義上說，雄主是歡迎這樣的“反面教員”跳出來自己露丑的，因為他們往往給雄主提供了一個立標準、得人心的機會。而庸主則往往會因奈何不了情面，而給身邊人開了徇私的口子，結(jié)果當然只會是私門一開、人心漸失了。

　　李世民不遺私恩

　　歷史上，這樣的反面教員，還有唐朝的淮安王李神通。

　　此公來頭不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叔父，同時也為大唐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不僅如此，他和李世民的私交也非同一般。據(jù)《資治通鑒》載，當時，太子李建成曾在某個晚上召李世民前來，卻在酒里下毒想殺了李世民，在李世民“暴心痛，吐血數(shù)升”時，是李神通扶他回府的。

　　因此，在李世民即位封賞功臣之時，李神通見房玄齡、杜如晦的功勞定得比自己大，便心中大為不服，跳出來說自己在關西起兵首先響應義旗，房玄齡、杜如晦他們只不過“專弄刀筆”，功勞怎么比自己還高呢？估計李神通內(nèi)心里的“小九九”是：于公于私于親，自己的功勞都應該是至高無上的。

　　結(jié)果，李世民一點面子也沒給他，直接把那層溫情脈脈的面紗給撕干凈了。李世民說：叔父你首先響應不假，但也是自己想擺脫災禍，竇建德侵吞山東，叔父你全軍覆沒，劉黑闥再次糾集余部，叔父你丟兵棄甲。這是先對李神通的功勞給了個實事求是的評價。接下來李世民說：“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吝惜），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勛臣同賞耳！”這等于是一面說房玄齡等的功勞的確比你大，一面說咱們雖親卻不能以私廢公。“不可以私恩濫與勛臣同賞”，這話說得可謂擲地有聲，千載以下仍貫耳如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