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往】

　　作者：丁波（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科學高等研究院研究員）

　　學人小傳

　　翦伯贊，1898年出生，1968年去世，湖南桃源人。歷史學家。1919年畢業(yè)于武昌商業(yè)專門學校，1924年赴美留學，1925年回國。曾任燕京大學社會系教授、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歷史哲學教程》《中國史綱》等，主編《中國史綱要》等。

　　柴德賡，1908年出生，1970年去世，浙江諸暨人。歷史學家。1933年畢業(yè)于北平師范大學史學系。曾任輔仁大學史學系主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主任、江蘇師范學院歷史系主任。著有《資治通鑒介紹》《史學叢考》《史籍舉要》《清代學術(shù)史講義》等。

　　翦伯贊與柴德賡都是當代史學名家，新中國成立前，未見二人有交集。新中國成立后，翦伯贊作為“馬克思主義史學五老”（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侯外廬、呂振羽）中的代表性人物，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重要開創(chuàng)者、推動者和建設者。史學家陳垣的得意門生柴德賡先是擔任輔仁大學歷史系主任，1952年高校院系調(diào)整后，又擔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主任。新中國成立后的十多年間，在時代的風云際會中，翦伯贊與柴德賡逐漸相知相重，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史學界一道特殊的風景。

　　北京訂交

　　據(jù)《柴德賡日記》，1950年3月9日到11日，蘇聯(lián)學者吉謝列夫、馬卡洛娃到輔仁大學作學術(shù)講座，3月11日講座最后一天，翦伯贊出席了活動。柴德賡在日記中沒有提到他和翦伯贊之間有互動。

　　1951年3月29日，輔仁大學歷史系學生劉家和找系主任柴德賡商量請翦伯贊和徐特立到系里講演。當時，北京高校請馬克思主義史家座談交流是一種風氣。1949年春季，翦伯贊就曾應邀到北京大學歷史系座談。但不知何故，最后到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講演的只有徐特立。

　　1951年4月8日，中國史學會召開會議，翦伯贊、柴德賡都出席了。會議討論了《中國歷史概要》的編寫分工，翦伯贊負責古代史部分，柴德賡參與古代史部分的寫作。4月9日，中國史學會召開《中國歷史概要》座談會，柴德賡和翦伯贊又一同出席。此后一段時間，因為參加一些活動，二人多次見面。6月24日，二人一同參加了中國史學會組織的中國通史組討論會。7月1日，柴德賡參加黨中央組織的七一招待會，也見到了翦伯贊。

　　柴德賡與翦伯贊的前幾次見面，都是共同參加公開活動。7月15日晚在劉啟戈家中見面，大約是二人第一次共同參加私人聚會。

　　劉啟戈既是翦伯贊的朋友，又與柴德賡長期共事。劉啟戈曾在輔仁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任教，與柴德賡交往密切，二人經(jīng)常一起聚餐、觀看文藝演出，柴德賡說自己與劉啟戈“情意真摯”（1962年8月31日《柴德賡日記》）。翦伯贊與劉啟戈的交往不知始于何時。翦伯贊是湖南桃源人，劉啟戈是湖南長沙人，二人有同鄉(xiāng)之誼。1962年10月3日，劉啟戈夫人生日，客居北京的柴德賡被邀請參加生日聚會，同時在座的還有翦伯贊夫婦。翦伯贊夫婦一起參加聚會，通家之誼，足見二人關(guān)系不淺。由于劉啟戈居中聯(lián)絡，柴德賡與翦伯贊的私人關(guān)系更加密切。

　　1951年8月8日，翦伯贊給柴德賡打電話，托付吳澤到輔仁大學任教之事。柴德賡對翦伯贊的托付很重視，似乎當月就辦好了聘請吳澤的手續(xù)。后來因為華東師范大學初創(chuàng)及個人身體原因，吳澤未能立刻接受輔仁大學的聘請，他于9月9日回信柴德賡，解釋暫緩赴輔仁大學的緣由。

　　1955年9月，柴德賡調(diào)任江蘇師范學院歷史系主任，二人見面交流機會就少之又少了。而到了1962年，因為翦伯贊的蘇州之行，翦伯贊與柴德賡近半年朝夕相處，二人成為可以訴衷腸的密友。

　　蘇州修史

　　翦伯贊1962年的蘇州之行，是為了集中精力編寫《中國史綱要》。據(jù)張傳璽記述，1962年1月15日，翦伯贊率領(lǐng)中國史綱要編寫組離京，16日下午到達蘇州，入住南林飯店。除翦伯贊夫婦外，同來的有鄧廣銘、田余慶、許大齡、吳榮曾、張傳璽。編寫組成員汪篯因病未來，邵循正因為書稿未完成，也未隨編寫組來蘇州。

　　關(guān)于翦伯贊帶領(lǐng)編寫組赴蘇州的原因，編寫組成員之一鄧廣銘說，離京赴蘇州是翦伯贊提出來的，是為了能擺脫雜事的干擾，專心編寫書稿，“翦老為了盡到主編的責任，特意躲到蘇州去，在那里進行討論、修改、定稿。在北京不行，從早到晚，整天有人找他，不能集中時間和精力”（《在翦伯贊同志學術(shù)紀念會上的講話》）。至于為什么選擇蘇州，鄧廣銘并未給出解釋。而據(jù)當時教育部歷史教材編寫組秘書田玨回憶，翦伯贊曾對他說：“歷史編審組沒有陳援老（指陳垣教授）是一大缺陷，他這個學派沒有人參加，怎么行？”后來，翦伯贊費了好大的勁，才把陳援老的得意門生柴德賡教授從江蘇師范學院調(diào)來北京參加教材工作，以便把陳援老的學術(shù)成果在教材上反映出來。（《翦伯贊與〈中國史綱要〉》）田玨這里強調(diào)的是1962年下半年翦伯贊調(diào)柴德賡入京參加審讀工作，而考慮到柴德賡此時擔任江蘇師范學院歷史系主任，我們有理由相信，1962年上半年翦伯贊率編寫組赴蘇州，一個重要原因應該是方便難以從蘇州脫身的柴德賡參加《中國史綱要》審稿。

　　據(jù)張傳璽回憶，翦伯贊到蘇州審稿，受到蘇州黨政領(lǐng)導的熱情接待和照顧，并特別委托江蘇師院歷史系主任柴德賡負責聯(lián)系。柴德賡很重視編寫組的工作，在江蘇師院歷史系召開會議，商討支援編寫組圖書資料方案，并專門指定剛從北大進修回來的何榮昌為編寫組提供圖書資料服務。何榮昌回憶，他被借調(diào)為編寫組服務，是柴德賡的安排，“柴先生熱誠給予支持，認為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是高校的教材建設。那時我從北大進修回來不久，即派我負責幫助提供他們需要的圖書資料，并勉勵我要很好地向他們學習請教?！保ê螛s昌《追念柴德賡先生——在江蘇省紀念六位史學家大會上的發(fā)言》）

　　編寫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審稿會。審稿會由翦伯贊主持，從原始社會部分開始，由執(zhí)筆人逐字逐句讀，與會者隨時提出問題，進行討論。審稿工作比較細致，不僅每章每節(jié)都要討論，而且?guī)缀趺慷蚊烤涠家獙徸h。鄧廣銘這樣回憶這段審稿經(jīng)歷：“翦伯贊每次都聚精會神地參加，而且隨時很坦誠地表示自己的意見。在討論的過程中，有的篇卷被大部分否定，決定令執(zhí)筆人回校重寫。例如先秦史的部分和隋唐史的部分均是；有的就在討論會上對文字加以增刪，而基本上肯定下來，例如我所述寫的宋遼金史部分和許大齡述寫的元明清部分。”

　　本來是編寫組的內(nèi)部討論，柴德賡這位“編外人員”被邀請參加，他似乎也樂在其中，還經(jīng)常發(fā)表意見。編寫組成員許大齡說：“他（柴德賡）不但給我們以人力和圖書的方便，又多次抽暇親自參加我們的討論，在討論中勇于發(fā)表自己的意見?！痹S大齡所謂的“多次”并不是虛指，從編寫組1月17日正式展開討論到3月29日結(jié)束，柴德賡全程參與了討論，他在日記中詳細記載了他參與討論的具體內(nèi)容，僅舉幾例：

　　1月17日，攜回《中國通史》（筆者注：即《中國史綱要》）初稿排印分冊本，燈下閱之。言簡意賅，無牽強附會，拖泥帶水之病。

　　1月30日，參加北大通史討論，終日所談皆南朝歷史，予主為桓溫翻案，翦老亦有此意。

　　2月2日，上午至南林飯店，討論戰(zhàn)國一章，原稿不載蘇秦、張儀之名，余主加入，翦亦同意，原作者蓋懷疑蘇秦年代，實則史遷所撰傳中明言之，不得謂無根據(jù)也。

　　2月12日，四時半至南林飯店，晤翦老等，正為王莽平反。

　　3月20日，上午至翦老處，正討論東林黨及農(nóng)民起義，遂其潤削。

　　3月29日，下午三時至翦老處，與吳澤、大齡諸同志討論明清實學、考據(jù)、圖書編纂，討論階段結(jié)束。

　　根據(jù)這些日記，翦伯贊主動邀請柴德賡“多參加討論”，柴德賡幾乎參與了從商周到明史全部書稿的討論，對文化史、農(nóng)民起義、社會經(jīng)濟等方面的具體問題都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見，翦伯贊也非常重視他的意見，“予主為桓溫翻案，翦老亦有此意”“討論戰(zhàn)國一章，原稿不載蘇秦、張儀之名，余主加入，翦亦同意”。柴德賡參與討論的頻次之密，及參與討論的內(nèi)容范圍之廣，再次說明翦伯贊帶領(lǐng)編寫組專程到蘇州審稿，一個重要原因是希望柴德賡全面參與《中國史綱要》的審稿工作。

　　翦伯贊時任全國高校歷史教材編審組組長，負責高校歷史教材編寫組織工作。4月4日，在結(jié)束蘇州審稿即將結(jié)束之際，翦伯贊向柴德賡提出，擬將他的《中國史學名著介紹》列入教育部編教科書內(nèi)，并擬調(diào)他入京審查教材，柴德賡欣然同意。4月6日，翦伯贊向江蘇師院提出借調(diào)柴德賡赴京繼續(xù)參與教材編審工作，江蘇師院領(lǐng)導提出恐怕有人“眼紅”，翦伯贊態(tài)度堅決，直言“聽他們紅眼可也”。

　　翦伯贊執(zhí)意借調(diào)柴德賡入京，一方面是編審《中國史綱要》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為正式調(diào)柴德賡入北京大學任教做鋪墊。早在2月28日，翦伯贊就提出要調(diào)柴德賡到北京大學任教，并希望能由陳垣提出此事，“翦老又單獨對余談調(diào)動工作問題，希望余去北大任教，希望陳師提出這一問題”。柴德賡由北京師范大學調(diào)任江蘇師范學院，本非自愿，他一直謀求調(diào)回北京，但阻力重重，翦伯贊這時雪中送炭，甚至建議由陳垣出面協(xié)助，為之層層鋪墊，足見他對柴德賡之欣賞。

　　惺惺相惜

　　柴德賡與翦伯贊在蘇州朝夕相處，一同研討，一同出游、觀劇，二人關(guān)系也漸入佳境，開始無話不談。

　　柴德賡在日記中記載，4月10日，他邀請翦伯贊等吃餃子，飯后他們談及李希凡4月7日發(fā)表在《光明日報》上的答吳晗文。翦伯贊直言，他極不滿意李希凡態(tài)度，“以為小子自高自大，自命為文藝理論家，狂妄之至，當嚴厲批評其態(tài)度”，他與柴德賡兩人聯(lián)名給吳晗去信表達對李希凡的不滿。柴德賡也專門給吳晗寫了書信，表達對李希凡的不滿，信由返京的許大齡帶到北京。翦伯贊與柴德賡不僅觀點一致，且能聯(lián)名表達觀點，足見相互之信任。

　　4月底，翦伯贊即將離開蘇州返回北京之際，與柴德賡有數(shù)次老朋友之間才有的深談。4月28日，柴德賡攜夫人陳璧子看望翦伯贊，給他送別。翦伯贊和柴德賡夫婦聊起他解放后仍做秘密黨員的一段歷史，柴德賡聽得津津有味，直呼“甚有意思”。談話中，翦伯贊甚至對柴德賡直言某學者“不好惹”，勸柴德賡與其保持距離。翦伯贊與柴德賡蘇州離別前這次推心置腹的談話，讓二人關(guān)系進一步加深。

　　5月20日，柴德賡赴京參加歷史系教學計劃研討會。不久，5月24日，翦伯贊就專程去拜訪，并告知柴德賡他已征得當時教育部負責人的同意，辦好了借調(diào)柴德賡入京參加高校教材編審工作的手續(xù)。5月29日，翦伯贊夫婦在四川飯店設宴招待柴德賡，吳晗夫婦一同出席，柴德賡在日記中提及，“席間多談及歷史劇問題，此事恐尚有一場辯論”。聚餐結(jié)束后，柴德賡又與翦伯贊夫婦一起去看望二人共同的老友劉啟戈夫婦，在劉啟戈家一起“看電視至晚九時半”，方才盡興。

　　6月，柴德賡離京返回江蘇，在南京開會時，還專門與翦伯贊在南京工作的侄女翦憶琴相見，帶去長輩的關(guān)懷。

　　7月，翦伯贊致信柴德賡，催他盡快赴京。在翦伯贊的安排下，8月21日，柴德賡乘火車抵京，他早上六點下車，十點半就趕到翦伯贊家。此后，翦伯贊與柴德賡二人又開啟了蘇州審稿時的相處模式，頻繁往來，不同的是，此次翦伯贊是主，柴德賡是客。翦伯贊在生活上對柴德賡照顧有加。9月13日中秋節(jié)，翦伯贊特意邀請客寓北京的柴德賡在家中共度佳節(jié)，當日翦家的客人只有柴德賡和翦伯贊夫人的侄女戴惠本二人。受此禮遇，柴德賡在翦伯贊心中的地位可見一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翦伯贊很少邀請別人到自己的書房，對柴德賡卻破例為之，柴德賡參觀之后感慨“至其樓上書齋閑話，布置雅麗，不減人間清?！?。

　　自1963年8月入京至1964年7月返回蘇州的一年間，只有春節(jié)短暫回蘇州過節(jié)。柴德賡在京的工作，主要就是參加翦伯贊領(lǐng)導的教育部高校教材編審。翦伯贊此時的工作重點還是《中國史綱要》的編寫，柴德賡剛安頓下來，他就請柴德賡“寫‘宋元宗教’二三千字，以實《中國史綱要》”，并專門安排北大教師張潤瑛為柴德賡提供有關(guān)書籍，方便他寫作和審稿。張潤瑛是許大齡的夫人，許大齡是柴德賡輔仁大學時期的學生，這種安排亦足見翦伯贊之用心。柴德賡亦兢兢業(yè)業(yè)，“宋元宗教”寫好后，他請老師陳垣審稿，陳垣為其提若干意見，“高明所照，纖悉不遺，我何幸得在吾師左右永遠學習耶”。經(jīng)陳垣審閱修訂后，他才向翦伯贊交稿。柴德賡在京參加《中國史綱要》編審工作，敬業(yè)程度絲毫不遜于蘇州階段，柴德賡1963年日記對此有詳細記載：

　　8月26日，晚詣翦伯贊同志，要予為寫“宋元宗教”二三千字，以實《中國史綱要》。

　　8月30日，下午三時上香山，與援師談宋元宗教史上諸問題。

　　8月31日，五時返寓，張潤瑛送《大藏經(jīng)·出三藏記集》《眾經(jīng)目錄》《大唐內(nèi)典錄》等，一厚冊《五燈全書》全部來。

　　9月6日，寫完《宋元宗教》一節(jié)清稿，又加改之。

　　9月7日，十時入城，十一時余到興化寺街，以《宋元宗教》一節(jié)請援師改定。

　　9月8日，十時至翦宅，以文稿交翦老。

　　9月24日，翦老及恭三（筆者注：鄧廣銘）兄來，交《宋元明史》排印稿，囑復核。

　　10月9日，閱畢校樣。詣翦老，晤張傳璽同志。

　　10月12日，九時，至翦老家開會，討論《中國史綱要》中冊校改意見。

　　10月16日，許大齡同志送回校樣，并為予送《叢書綜錄》第二冊來。

　　10月18日，詣元白（筆者注：啟功），談《中國史綱要》中補寫明清繪畫一節(jié)。

　　10月26日，午飯至元白兄家，商元明清繪畫史稿子。

　　從8月到12月，柴德賡全力以赴投身《中國史綱要》審稿工作，從他與翦伯贊密集見面商討看，翦伯贊對柴德賡十分倚重，讓他這個“編外人員”全程參與了校樣審閱。而此前1月到3月的蘇州審稿，柴德賡也是全程參與討論，貢獻良多，也就是說，“編外人員”柴德賡在《中國史綱要》審稿工作上投入了近一年的時間，實是《中國史綱要》編寫出版的功臣之一。翦伯贊視《中國史綱要》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在這個意義上，柴德賡亦是翦伯贊的功臣。翦伯贊還專門作詩感謝柴德賡對《中國史綱要》審稿工作的貢獻：“七里山塘接虎丘，吳門勝績記同游。難忘今古同商討，燈火南園第九樓。”

　　《中國史綱要》的編寫組成員包括汪篯、邵循正、鄧廣銘、田余慶、吳榮曾、許大齡、張傳璽等，其中汪篯、邵循正、鄧廣銘等當時已是著名學者，在這種豪華陣容之下，翦伯贊仍然請柴德賡全程參與審稿，并視其為極重要成員。從一件小事上就能看出翦伯贊在審稿工作中對柴德賡的倚重。原計劃于1962年10月11日召開的審稿會，因柴德賡當日在中央黨校有課，翦伯贊便將審稿會臨時改到第二天上午召開。柴德賡日記記載：“10月12日，九時，至翦老家開會，討論《通史綱要》中冊校改意見?！?/p>

　　翦伯贊對柴德賡的倚重，一方面是因為柴德賡是陳垣的得意門生，陳垣是史料派的旗幟性人物，而翦伯贊作為史觀派代表人物，這樣的結(jié)合符合翦伯贊對《中國史綱要》綜合性的定位。在蘇州審稿期間，翦伯贊就曾動員柴德賡寫一篇談史論結(jié)合的文章，柴德賡還專門為翦伯贊開列了史論書目，并征求了陳垣的意見，“余為翦老開史論書目，請援師過目，即著君衡送去。”（1963年6月2日《柴德賡日記》）

　　翦伯贊重用柴德賡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柴德賡在當時史學界和教育界交游廣泛，連陳垣對愛徒的“朋友圈”都十分羨慕。1948年3月5日陳垣為柴德賡《青峰草堂師友墨緣》冊頁題詞：“利西泰著《友論》言：‘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德之盛；視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釃L誦其言，而深羨青峰交游之盛也。”同為“輔仁四翰林”之一的啟功論及柴德賡善交友，曾說過：“柴先生朋友特別多，幾乎當時學術(shù)界、教育界不認識他的很少很少，有人說他為什么有那么多朋友，他有一種魅力，和他認識的人自自然然沒有隔閡。”（《尊重師友 真誠待人》）現(xiàn)存柴德賡日記中所提到與之交往較多的史學家就有幾十人，而且均非泛泛之交，而在柴德賡這些故交中，如尚鉞這種個性鮮明的人，與柴德賡相處怡然，甚至能對柴德賡說出“當今能稱得上史學家的只有陳垣”這樣的話。

　　在《中國史綱要》編寫團隊中，柴德賡與邵循正、鄧廣銘等相交甚深。據(jù)鄧小南回憶：“在家中，父親母親時常談及柴德賡、劉乃和二位先生（劉先生曾經(jīng)半開玩笑地成為他的‘干女兒’），往來交際十分親切。1964年，先母過世，墓碑上的文字就是家父請柴先生書寫。現(xiàn)在想起50多年前的往事，會覺得，先父與柴先生的交情，或許不僅是性情的投契，也是由于學術(shù)上的相知。先生熟曉宋代史料，對宋代歷史進行過精深的研究?！本帉懡M另一位成員許大齡，是柴德賡輔仁大學任教時的學生，一直視柴德賡為恩師。柴德賡與《中國史綱要》編寫組其他成員也相處和睦。1962年8月柴德賡進京審稿，原來無甚交往的田余慶，審稿工作之外，也曾多次到柴德賡住處拜訪，這也是柴德賡善與人交際的一個極好證據(jù)。12月11日，翦伯贊專門組織蘇州審稿團隊重聚，“翦老夫婦以車來接鄭先生（鄭天挺）及余夫婦至民族宮吃涮羊肉，許大齡、田玨、田余慶、吳榮曾亦至，大抵蘇州敘會時舊人也?！贝舜尉蹠瑲夥杖谇?，柴德賡心情不錯，吃得很盡興，“羊肉甚美，流汗不止”。翦伯贊正是看重柴德賡這種極好的人緣，充分發(fā)揮他的人際黏合力，增強《中國史綱要》編寫團隊的凝聚力。

　　柴德賡在史學界人際關(guān)系廣泛，與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范文瀾、吳晗等關(guān)系密切，與舊史家顧頡剛、謝國楨、向達等也有很多交往，這些都是翦伯贊所缺乏的。鄧廣銘曾說過，翦伯贊是以研究中國歷史著稱的，然而，可能是因他在20世紀四十年代內(nèi)，屢屢向北平各大學的史學家主動挑戰(zhàn)之故，也可能出于另外的原因，他轉(zhuǎn)來北平之后，只被燕京大學的社會學系聘為教授，而并未進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燕京大學和輔仁大學歷史系任教。言下之意，新中國成立后，翦伯贊成為史學界的風云人物，但他與舊史學家一直缺乏深入交往，甚至與部分人有隔閡，也就是說，當時舊史學界并未接受翦伯贊。與柴德賡的深入交往，說明翦伯贊與舊史學界關(guān)系的改善，這無疑有助于新中國史學研究的發(fā)展。

　　而于柴德賡而言，為回到當時史學界的中心，也需要團結(jié)翦伯贊這個新中國史學界領(lǐng)袖人物。新中國成立前，柴德賡擔任輔仁大學歷史系主任，新中國成立后，輔仁大學合并到北京師范大學，合校后，陳垣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柴德賡任歷史系主任。因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主任的身份，柴德賡得以參與新中國史學界一系列重要活動，如1951年參與中國史學會主持的《中國歷史概要》古代史部分的編寫，此后又承擔了中國史學會發(fā)起的中國近代史料叢刊項目，主持辛亥革命資料叢刊的編纂。1955年，在各種原因綜合作用下，柴德賡被迫離開北京師范大學，被安排到江蘇師范學院任教。來到蘇州，遠離了北京這個全國史學中心，特別是不能守在恩師陳垣身邊，對柴德賡而言無疑是一個重大打擊。翦伯贊帶領(lǐng)《中國史綱要》編寫組來到蘇州，后來又借調(diào)柴德賡到北京編審《中國史綱要》，使柴德賡重新回到史學研究的前沿。雖然柴德賡最終沒能回到北京任教，但他不僅參與了《中國史綱要》編纂、二十四史點校等重要項目，而且為江蘇師范學院（今蘇州大學）歷史學科的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柴德賡與翦伯贊因編寫《中國歷史概要》相識，又因《中國史綱要》編寫審稿工作相知，共同演繹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史學界新舊史家合作的學術(shù)佳話。作為當時史學界有影響的領(lǐng)導者之一，翦伯贊具有“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和正義感”，總希望史學界能團結(jié)起來，為此，他以身作則，積極團結(jié)史學界各派力量。1952年院系調(diào)整后，翦伯贊出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這個新組建的歷史系由原北大、清華、燕京三校學者構(gòu)成，“而伯贊卻執(zhí)掌這個中國史學重鎮(zhèn)達15年之久，并贏得兩派學人的信任與擁戴”（王學典《翦伯贊學術(shù)思想評傳》）。他對史料派代表人物柴德賡傾心相交，柴德賡桃李相報，全力參加到翦伯贊主持的《中國史綱要》編審工作中，發(fā)揮了積極作用。柴德賡對翦伯贊高尚的人格發(fā)自內(nèi)心地欽佩，“翦老言日前開一座談會，發(fā)言有所指，此老意氣甚銳。然肝膽相照，令人敬愛”。（1964年7月27日《柴德賡日記》）如果翦伯贊與柴德賡都能長壽而終，二人必然能有更多的合作成果，那必是中國史學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