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枝似龍眼——談?wù)劚扔魉季S和比喻修辭
作者:蔣成峰(中國傳媒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教師)
傳統(tǒng)上一般將比喻看成一種修辭手法,近年來,學(xué)界流行著這樣一種觀點:比喻(隱喻)不僅是一種語言表達的技巧,而且是一種基本的思維方式。
然而這種說法存在一個問題:如果說比喻是我們的思維方式,甚至連語言本身都是比喻性的,那么作為表達手段的比喻修辭,其特殊性又體現(xiàn)在哪里呢?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傳統(tǒng)意義上的“比喻”修辭就等于從理論上被取消了。
實際上,對于這個問題,中國人早就有了自己的思考,這集中體現(xiàn)在古人的兩段文字中。一段出自漢代劉向的《說苑》: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蓖踉唬骸爸Z?!泵魅找?,謂惠子曰:“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被葑釉唬骸敖裼腥擞诖硕恢獜椪?,曰:‘彈之狀何若?’應(yīng)曰:‘彈之狀如彈?!I乎?”王曰:“未諭也?!薄坝谑歉鼞?yīng)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被葑釉唬骸胺蛘f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蓖踉唬骸吧??!?/p>
“譬”就是比喻。在梁王看來,比喻只是言語中一種可有可無的修飾,因此說話時可以“直言”而不用比喻。但惠子卻坦然地承認,要是不用比喻,自己就沒辦法說話,因為要說明一個新的事物(如“彈”),唯一的辦法就是將其與已知的事物(如“弓”)進行比較,通過“比”實現(xiàn)“喻”?;葑舆@里所說的“譬”就是比喻思維,它不是言語表達的技巧,而是認識事物的方式。其本質(zhì)在于通過比較,發(fā)現(xiàn)不同事物之間的相似性,建立彼此之間的聯(lián)系,從而實現(xiàn)對新事物的理解。漢語中一多半的新詞語都是通過比喻的方式創(chuàng)造的,如“電腦”“網(wǎng)絡(luò)”“云計算”“宇宙飛船”等等;甚至很多基本詞語,最初也是比喻,如“山腰”“菜心”“醞釀”“基礎(chǔ)”等等。實際上,除了采用這種“比喻”的方式,很多時候我們甚至找不到別的辦法來理解、命名這些新事物,難怪就連惠子這樣能言善辯的人也承認自己離不開比喻。
比喻思維既然是人類的一種基本認知方式,就有其普遍性的一面:所有語言中,表達抽象的意義(如時間、感情)都要借助具體的事物(如空間、身體);不同語言甚至能看到很多相同的比喻,如:“時間像金錢”,“女人像花”,“狡猾的人像狐貍”,等等。與此同時,不同民族的比喻思維又往往體現(xiàn)出鮮明的文化特色,例如:中國人用狗來比喻壞人,用龍來比喻強人、帝王;而英語中則用dog比喻普通人,用dragon比喻惡人,等等。
中國古人特別擅長比喻思維,他們借此建立了一整套關(guān)于世界的概念系統(tǒng):一切事物都可分為“陰、陽”;所有事物的屬性都不外乎“金、木、水、火、土”五種(即“五行”);而自然與社會的運轉(zhuǎn)都可以用“天、地、風(fēng)、雷、山、澤、水、火”八種自然現(xiàn)象(即“八卦”)的互動來解釋,等等??鬃诱J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笔┬腥实碌母就緩绞且约憾热?,這可以說是比喻思維在倫理學(xué)上的體現(xiàn)。許慎《說文解字敘》引《周易系辭》說:“古者庖犧氏……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边@是講文字符號的起源,其實也是詞語的起源,即:人類從自身以及身邊熟悉的事物出發(fā),利用比喻思維來理解和認識周圍紛繁復(fù)雜的世界。
古人關(guān)于比喻的另一段文字出自宋代蘇軾的《東坡志林》:
仆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似龍眼?!弊徒孕ζ渎?。荔枝實無所似也。仆曰:“荔枝似江瑤柱?!睉?yīng)者皆憮然。仆亦不辨。昨日見畢仲游。仆問:“杜甫似何人?”仲游云:“似司馬遷?!逼拖捕淮?,蓋與曩言會也。
這段文字中,荔枝和杜甫都不是新事物,不需要借助與之相似的已知事物來理解,說話者將之與其他事物進行比較的目的并不是一般性地介紹它們,而是為了某種趣味性、哲理性的討論。從外在的特點來看,說“荔枝似龍眼”當然沒有錯,但對很多人來講,這種正確的表述顯得淺陋直白、了無趣味。蘇軾拿江瑤柱(即干貝)來和荔枝相比較,單從外形看,二者顯然沒有共性,但仔細一想,便可找到二者的相似性,如它們都味道鮮美、令人難忘,都是同類食物中的珍品,等等。如此一來,就在兩個外形不相似的事物之間發(fā)現(xiàn)了有趣的相似性。同樣的,杜甫和司馬遷一位是唐代詩人,一位是漢代史家,本來缺乏可比性;然而,如果考慮到兩人都是各自領(lǐng)域的“圣”級人物,都真實地記錄了社會歷史,都將人生的痛苦化作了著述的動力,那么這種比較就無疑是十分深刻的。這種解讀的過程就是發(fā)現(xiàn)相似性的比喻思維?,F(xiàn)實中,并非每個人都具有良好的比喻思維能力,所以有時就會出現(xiàn)應(yīng)者“憮然”(茫然)的狀況。但唯其如此,才更會使那些能理解它的人覺得韻味悠長、妙趣橫生。
這段文字實際上揭示了“比喻”作為一種修辭現(xiàn)象的實質(zhì):它不是發(fā)現(xiàn)相似性的比喻思維本身,而是為了造成某種特殊表達效果而有意為之的言語偏離。蘇軾的兩個例子,將一般不能比較的兩個事物進行比較,將外表不相似的說成“像”,這種比較關(guān)系的偏離就構(gòu)成了所謂“明喻”。
而通常說的“暗喻”則可以看成對邏輯關(guān)系的偏離,如《論語》中這兩個句子:
君子之德風(fēng),小人之德草。
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從一般的邏輯來說,這里的判斷和敘述都是不能成立的。但在一定的環(huán)境中,接受者可以利用比喻思維發(fā)現(xiàn)相關(guān)事物之間的相似性,從而解讀句子表達的偏離,感受到表達的形象性,引發(fā)深刻的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君子之德是風(fēng)”只有在“小人之德是草”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準確的理解,反之亦然;同樣,只有在“天下無道”的背景下,孔子成為“木鐸”才有意義。如果不考慮語境,這些句子的偏離其實都是很難理解的。這顯示出比喻修辭對于語境的依賴性,而語境依賴正是修辭現(xiàn)象區(qū)別于一般語言現(xiàn)象的重要特征。
比喻修辭有時會表現(xiàn)為短語形式,如:“鋼鐵長城”“榆木腦袋”“心靈雞湯”等,本來都是言語的偏離,因為按照字面意義,這些組合一般都是不可能發(fā)生的,只能通過比喻思維來解讀它們,理解它們的特殊含義。這類比喻短語往往很容易發(fā)生熟語化,作為一個整體在語言中固定下來,也就不能再被視為修辭現(xiàn)象了。
所有的比喻修辭都是偏離,但偏離的程度是不一樣的。外在形象的相似性伸縮性較大,而邏輯關(guān)系的伸縮性就很小。例如“小孩像猴子”不一定是偏離,而“小孩是猴子”則一定是偏離。有論者認為暗喻比明喻更耐人尋味,應(yīng)該就是由于暗喻的偏離程度更高一點。當然偏離與否主要還是體現(xiàn)為本體和喻體的選擇,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將比喻分成“比義”和“比類”兩種,前者如“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用具體的事物來比喻抽象的事理,偏離程度較高;后者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等,本體和喻體是同類的事物,偏離程度較低。從效果來說,前者更多地體現(xiàn)了表達的含蓄性,而后者則更側(cè)重于突顯描述對象(本體)在某一方面的形象特點,往往和普通的比較句區(qū)別不大。
總之,作為術(shù)語的“比喻”一詞有兩個不同的含義:一個是比喻思維,另一個是比喻修辭,二者不能混為一談。比喻修辭固然是以比喻思維為基礎(chǔ)的,但它本質(zhì)上是一種以特定語境為背景的言語偏離現(xiàn)象,不應(yīng)該僅以“相似性”作為定義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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