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者說】

　　作者：劉寧（陜西省社會科學院文學藝術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一百年前，中國近代學人在內憂外患中探尋民族文明起源、發(fā)掘民族歷史，整理國故、考察木構，鑄造起一座座民族文化新豐碑。2021年正值中國考古學誕生百年華誕，新近出版的《荒野上的大師：中國考古百年紀》（以下簡稱《荒野上的大師》）一書，又將我們帶回那個中國考古學從無到有，中國學人從傳統(tǒng)走向現代，中國文化從東南沿海向內陸腹地延展的黃金年代。

　　注重田野考察與科學實證的研究

　　《荒野上的大師》講述的是近代中國考古初創(chuàng)和文明探尋的故事。不同于以往的研究和著述，本書展現的完全是一幅嶄新的文化中國圖景：一個不同于傳統(tǒng)文人的現代知識階層群體誕生，一批具有世界水準和深遠影響力的現代高等學術機構建立，一種注重田野考察和科學實證研究之風的形成。清末民初轟轟烈烈的留學運動，以及雨后春筍般出現的新式學堂，為近代中國培養(yǎng)了諸多具有強烈民族意識、融匯古今、學貫中西的愛國知識分子。他們是擁有地質學、動物學雙學位，掌握日、英等多種外語，具有廣闊國際視野的丁文江；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研究地質、巖石和古生物的翁文灝；人類學博士，后來被稱為中國考古學之父的李濟；世界級語言學家趙元任；主攻古脊椎動物學的楊鐘??；從事考古學和人類學研究的梁思永；參與仰韶村發(fā)掘的袁復禮，進行北京人頭骨發(fā)掘的裴文中和賈蘭坡；沉潛于唐史、土藩和佛教世界的陳寅??；發(fā)現山西佛光寺的建筑學家梁思成，還有中國近代文化史上著名變革家和新史學家梁啟超；由文學、史學而進入考古學，提出“二重證據法”的王國維；融匯新知的吳宓，甲骨文專家董作賓。每一位在當時，乃至后世都是文化中國星空中燦爛的星辰，開創(chuàng)出前所未有的中國學術新紀元。

　　為使中國文化高水準走向現代化，這群中國現代學術的開拓者全力以赴地建設現代學術機構，《荒野上的大師》重點描述了中國地質調查所、清華國學院、史語所、中國營造學社堪與西方國家一流學術組織媲美的四大學術機構。1913年和1916年，以章鴻釗、丁文江、翁文灝為代表的地質學家組建中國地質研究所和調查所，丁文江首次考察正太鐵路，調查井陘煤礦和陽泉鐵礦廠，厘定太行山概念，翁文灝出席第13屆國際地質學大會發(fā)布地質調查所出版的學術成果，裴文中與楊鐘健在北京周口店發(fā)掘出震驚世界的北京人頭蓋骨。20世紀初葉的地質調查所是中國自然地理學發(fā)祥地和中心，以其地質學與古生物學推動中國史前考古學發(fā)展，嚴格的科學方法，不畏艱難的實地發(fā)掘，以及斐然的學術成就使其成為近代中國重要學術機構。創(chuàng)建于1925年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雖僅存續(xù)四年時間，卻取得巨大學術成就。四大導師中王國維繼承清代經史之學和金石學，提出二重證據研究法，陳寅恪研究“殊族之文，塞外之史”，梁啟超注重歷史研究法和佛教史研究，趙元任開展語言學和方言調查，他們對新材料于“地下之實物”的重視直接推動史學方法論發(fā)展。傅斯年主持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最引人注目，考古組李濟開創(chuàng)了中國人獨立主持考古發(fā)掘的歷史先河，從而推翻中國無石器時代的結論，梁思永在河南南陽后岡三疊層的發(fā)現完成“地質地層學”向“考古地層學”的轉變。清華國學院和史語所以殷商甲骨研究上古史，漢簡和敦煌文獻研究中古史，大內檔案研究近世史，以新資料、新方法、新典范開拓出中國學術新局面，使中國學術進入世界學術新潮流。1930年成立的中國營造學社，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等人深入大川深山，在實地田野考察中重建古文明；在抗戰(zhàn)極為艱苦條件下梁思成完成《中國建筑史》，建立了中國人自己的建筑學體系。

　　毋庸置疑，這些開拓出中國學術新領域、新境界的“荒野上的大師”，在民族處于危亡之際，沖破舊思想枷鎖，接受新思想理念和科學研究方法，走出了一條注重科學理念、田野考察、測繪、繪圖方法的現代學術之路。這種實證主義是丁文江強調的“登山必到峰頂，移動必須步行”，清華國學院倡導的本土考古學從“坐而言”到“起而行”，傅斯年主張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中國營造學社梁思成所講的“近代學者治學之道，首重證據，以實物為理論之后盾，俗諺所謂‘百聞不如一見’適合科學方法。藝術之鑒賞，就造型美術而言，尤須重‘見’?！边@些中國現代考古學的標桿人物堅持實地調查、實驗室分析與資料研究，不僅向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展示其獨特的現代價值，而且在新風氣、新方法影響下，借助本民族國學根基，使中國近代學術在古今轉型與中西交融時空里形成新學科體系與新學術范式。

　　民族文明發(fā)掘與現代中國共生

　　沒有哪個時代像近代那樣面臨民族問題困擾，高揚民族主義旗幟，中國現代學術一開始便與民族國家發(fā)展同步、并肩而行。清中后期以降，西方學術界先后出現關于中國文化的埃及說、印度說、中亞說等，這使深處民族憂患里的中國知識分子大為震動，在西方文明面前，強烈的愛國主義情緒占據了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心靈，他們試圖把中華文明的闡釋權掌握在中國學人自己手中。地質調查所、史語所考古組對殷墟、周口店的發(fā)掘是尋求中華文明嬗變軌跡，重塑中華文明新格局的顯現。在那個風雨驟來的年代，“飽經離亂的中國人愿意相信，在東方大地上始終存在足以與西方并駕齊驅甚至超越西方的文明，從數十萬年前的‘北京人’時代，到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代表的新石器時代，再到殷商時代，莫不如此?！弊鳛榘l(fā)現人類秘密的中國考古學一開始就與民族意識、文化認同、國家主權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傅斯年認為在三代及以前中國可能同時存在著夷和商，夏和周兩個系統(tǒng)，這一論斷有力地回擊了安特生的中國文化“西來說”，對中國古史做出極富開創(chuàng)性闡釋。梁思永在東北的考古發(fā)掘報告及大量出土文物，證明東北三省自古是中國領土?？梢?，考古學家在甲骨、陶器和青銅器的紋理間尋找中華民族起源，史學家在內閣大庫滿、蒙、藏、漢文字書寫的檔案里尋找民族歷史，清華國學院“整理國故”浪潮背后顯現的是民族主義激情，中國營造學社同仁在山野村鎮(zhèn)上的古建筑尋訪還原出一個與西方建筑學體系迥異的中國建筑學。無疑，無論是發(fā)掘古生物、古人類化石，還是尋找中華文明和古建筑遺存都是國家實力體現，也是民族形象重塑的縮影。

　　學術反映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政治取向、價值觀念、文化趨勢和國家利益。1920年代地質調查所勘探甘肅大地震尋找地震規(guī)律，歷時多年出版了《中國分省新圖》，翁文灝著《中國礦產區(qū)域論》，丁文江編著《五十年中國之礦業(yè)》，1930年謝家榮出版中國第一部石油研究專著，地質學家在探尋民族文明歷史之際，也致力于煤礦、金屬、石油勘探，試圖改變國家積貧積弱的狀態(tài)。1934年陜北延長油田率先出油，1939年玉門油田開采，1930年翁文灝申請到資金建造了中國自主建筑管理的第一座地震臺——北京鷲峰地震臺。學人們上下求索，以科學方法探尋地球隱秘，紙上文獻與地下文物交融，中華文明發(fā)掘與現代中國建構同頻共振、同向共生，無疑，現代中國深深根植在五千年中華民族燦爛的文明沃土上，這一代學人以其學術研究介入到民族國家建構的歷史潮流中。

　　　歷史深處故事與考古學人風采

　　《荒野上的大師》講述的故事，深深觸動我們的是：“哪有什么黃金時代，從來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線光明，開辟出中國考古的黃金時代?！笨梢哉f每一位學人風采都栩栩如生地還原了當時的開掘現場和歷史語境，每一個發(fā)掘故事里都真實地隱藏著深邃的民族文化心性。

　　作者別出心裁地起筆于中國現代大文豪魯迅鮮為人知的掘煤故事，講述他與他人合著《中國礦產志》的往事情景。顯然，這是一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人生抉擇，也是近代中國帷幕拉開之際，民眾期盼國富民強的時代精神反映。北京豆芽菜胡同五號與兵馬司胡同九號是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人類學家和地理學家聚集的中心；發(fā)掘北京猿人頭蓋骨的周口店被作者稱為臥龍藏龍之地，“被子里的人頭”為我們講述了北京人頭骨化石考古發(fā)掘、保護的曲折過程。張泉細膩的筆觸還原了當時考古發(fā)掘現場，真摯的情感折射了歷史的復雜性。那是安陽殷墟發(fā)掘時當地軍閥、官僚和古董商橫加干預，致使殷墟第三次發(fā)掘被迫暫停三周；那是史語所買下明清大內檔案資料，陳寅恪時常坐車前往大高殿看軍機處檔案，把滿文文書翻譯成漢語，每周六都到東交民巷找漢學家鋼和泰學習梵文，或者共讀佛經，探討古今中外及乾隆時滿、蒙、藏文的譯本差異，辨別真?zhèn)蔚耐?；那是趙元任帶著助手楊時逢前往廣東、廣西調查，意外摔傷了右手，無法寫調查報告就對著錄音機口述的情景；那是梁思成、林徽因第一眼看到山西應縣千年木塔時，幾千只蝙蝠撲扇著翅膀驅逐著他們，黑暗中數以萬計的臭蟲從橫梁上探頭張望的發(fā)掘現場的追憶，還有他們在四川考察時親自測量的31市、縣，107個重要古建筑，石刻及其他文物呈現的佛祖散落在中國大地上的足跡。

　　中國現代化學術開啟于深重的社會動亂與民族屈辱中，一代學人先后面臨國門洞開、外敵入侵、戰(zhàn)亂離合、顛沛流離、離鄉(xiāng)背土的環(huán)境。地質調查所在云南考察時，趙曾亞為保護化石被土匪槍殺；丁文江在湖南中煤氣，一年后離世；許德佑、陳康、馬以思在貴州調查地質時殞命；梁思永在東北黑龍江考察時在冰雪與嚴寒中行進，殷墟第10次發(fā)掘坑洞突然塌陷，兩名工人身亡，盜墓賊蜂擁而至挖了35處盜坑；還有在安陽殷墟第13次考古發(fā)掘時，考古學家將包裹層層甲骨的土塊整個切割下來運回南京，最終整理后出土17096片有字甲骨，還原出大龜四版和大龜七版的奇跡故事。

　　戰(zhàn)爭造成大范圍的社會動蕩與民眾流離失所，高等學府與科研機構從中國東部經濟最繁華地區(qū)向內陸腹地遷徙過程中，蘊藏了太多動人心弦的傳奇與令人唏噓的故事，《荒野上的大師》真切而翔實地描述了抗戰(zhàn)時期學術界的困境，不僅缺少圖書和設備，學者也已是難以維持生計，還體現在四大研究機構戰(zhàn)時的遷徙、安置事情上。昆明作為戰(zhàn)時中國文化重鎮(zhèn)曾迎來史語所，安頓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組建的西南聯(lián)大。避居昆明時，日機轟炸如影隨形，流徙使中國學人不得不從田野考古暫時回到書齋里。昆明郊外龍頭村李濟整理殷墟出土的近25萬片陶片，梁思永受昆明人制作的陶瓷、烏銅、金器吸引開辦了一個“天工學社”，史語所在戰(zhàn)亂中運送了不計其數的中西文圖書資料，為民族保存了文化火種。

　　流亡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如蒲公英般散落在中國大地上，長江上游南岸的李莊是一個擁有1400年歷史，東西南北移民入住，水路碼頭商賈云集，古廟宇、戲樓、街巷眾多的村莊，梁思成曾稱贊道：“梁柱結構之優(yōu)，頗足傲于當世之作”，抗戰(zhàn)時學者云集，教學和學術研究活動使小小李莊成為與重慶、昆明、成都齊名的戰(zhàn)時中國文化中心。清人翁霪霖詩云：“入境依然泊夜航，人煙最數李家莊。”抗戰(zhàn)烽火里的中國學術機構及其學人頑強生存、抗爭，創(chuàng)造了戰(zhàn)時中國文化史上的奇跡，為民族復興路上矗立起一座屹然的柱石。

　　然而，輝映星河的璀璨星辰終將消逝在夜空，這一代學人，他們尊崇科學、崇尚實證，在逆境中開辟出一片新天地。而今百年已去，曾經風雨如晦的歲月與“荒野上的大師”們創(chuàng)造的璀璨文明卻始終照亮著中華民族前進的征程，使我們永不能忘記那燦爛的星河，那黃金年代的考古發(fā)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