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躍天（江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長久以來，歷史學家并未忽視年齡作為一種身份標識在歷史中所發(fā)揮的作用，但是，年齡本身成為歷史研究的對象還相對較晚。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隨著史學研究的文化轉向，西方歷史研究者開始關注童年、青少年、老年等年齡階段，到八九十年代出現一個小高潮，兒童史研究異軍突起，成為西方社會史研究中的顯學，老年史研究也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而逐漸受到重視。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教授、人口與社會結構史劍橋研究組發(fā)起人彼得·拉斯萊特在1995年的一次專門討論老年與老年人的學術會議上指出，從歷史中汲取有關年齡與衰老的“必要的知識”是面向新世紀的時代課題。

　　進入21世紀，以年齡為專門研究對象的論文集與專著開始大量涌現，有關成年與中年的歷史研究豐富了既有的研究內容。受到性別史研究的啟發(fā)，史學研究者主張把年齡當作獨立的歷史分析單元，成立專業(yè)研究組織，發(fā)行專業(yè)期刊。2001年兒童與青年史協(xié)會成立，這是一個致力于為歐洲及英語世界的兒童史、青年史研究者提供交流活動的平臺。2008年該協(xié)會出版會刊《童年與青年史雜志》，首卷以年齡與歷史研究之關系為主題刊登了幾篇文章。得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歷史學教授史蒂文·明茲發(fā)表《有關年齡作為一種歷史分析的范疇的思考》一文，他比較了年齡與性別作為歷史分析范疇的異同，認為年齡的社會功能更具復雜性，有必要成為歷史學研究中一個獨立的分支。

　　西方史學界圍繞不同的年齡類型、年齡身份、年齡資格、年齡意識、年齡分層等方面展開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年齡階段研究與時序年齡研究兩個領域。

　　年齡階段，也稱人生軌跡或人生階段。年齡階段的分層可以大致說明一個社會的發(fā)達程度：在一個生產力相對落后、社會組織結構相對簡單的社會中，人們會認為其成員由兒童、成人和老人組成；在更為發(fā)達的社會中，可能會細致區(qū)分出胚胎期、嬰兒期、幼兒期、兒童期、青少年前期、青少年期、青年期、中年期、年輕老人期、耄耋之年等。史學家把各個年齡階段的區(qū)分看作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因而注重挖掘各年齡階段蘊含的社會功能及其在社會權力結構中的表現。

　　人們對年齡階段的認知并不如人們所認為的那樣清晰并得到廣泛認可。如《牛津英語詞典》中“青年”（youth）一詞的條目呈現的就是一種不確定的年齡意識。從出版于17世紀到19世紀的六條引文來看，“青年”的年齡邊界非常模糊，8歲到24歲之間似乎都可以看作是青年人，因此詞典編纂者給出如下釋義：“一般指孩童時期至成年之間，有時會更早一些?！睔v史學家善于用比較的方法來打破人們對特定年齡階段的思維定式，也擅長從功能的角度來說明進入和結束某個年齡階段的功能性特征。例如，研究者發(fā)現，依賴性不是老年階段獨有的現象，而是所有年齡段的共同現象，體現了各個年齡段交往的“共同的合作”過程。因此，沒有理由把老年人的依賴性視作家庭與社會的負擔。又如，確定進入老年階段也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從歷史來看，人們判斷進入老年的標準有這樣一些方式：時序年齡大概確定在60～70歲之間；功能標準依據身體健康狀況、疾病、勞動能力、對家庭與社會的依賴度等；文化標準依據行為、外貌、裝扮等。進入老年的判斷依據也因性別、文化而有所差異。

　　各年齡階段和標識性觀念的歷史，與社會經濟發(fā)展之間的互動關系也是研究重點。有的年齡階段隨著工業(yè)化社會的發(fā)展而出現新的意義，按照史學家的說法，是工業(yè)社會的“發(fā)明”，例如青年、少年和中年。在中世紀的英國，“中年”一詞延續(xù)了亞里士多德以來的含義，指“人生的全盛期”“一個人完美的生命階段”。但是到了維多利亞時期，工業(yè)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市場歧視老年人，青睞更富活力的青年人，夾在青年與老年之間的中年也就成為所謂人生衰老階段的開端，充滿了人生減法的惆悵，中年危機意識也悄然興起。資本主義社會在使青年服從生產紀律的過程中，青年的反抗意識遽然而至。少年也重新進入社會的視野，如何避免少年變成反抗力量的后備軍成為工業(yè)社會亟待應對的課題。對少年與青年的界定及區(qū)分，因而也成為社會熱衷討論的話題。

　　時序年齡研究多關注年齡意識與年齡分層的出現和發(fā)展。前者通過文化史的分析，把年齡意識的產生與發(fā)展看作是一種文化現象；后者關注歷史中年齡分層的出現，研究者運用政治史、法律史、社會史的研究方法，分析前工業(yè)化社會與工業(yè)化社會如何依據年齡標準把社會劃分為不同的年齡群體。

　　從近代早期到殖民時期，再到工業(yè)化時期，時序年齡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近代早期是一個很多人并不清楚自己的出生日期或年齡的時代，時序年齡已經出現在司法和教會材料中，它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個人的實際年齡。國家和教會有權依據需要“確定”某人的年齡，進而確定其是否擁有某項權利。年齡因而成為國家和教會宣示權威的手段。在殖民時期的美洲，殖民地政府有權要求年滿16歲的白人男子參與民團服務，這一具有社會政治意義的年齡標準逐漸具有個人與家庭生活的意義。時至今日，美國人視16歲為男孩向男人轉變的年齡以及成為社會公民的重要標志。歷史學家注意到，19世紀末，在教育、醫(yī)學工作者和社會改革者的呼吁下，以年齡為基礎的證明逐漸被人們所接受。這些年齡證明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關。公共衛(wèi)生的改革者主張政府進行出生登記、簽發(fā)出生證明，它們成為強制性疫苗注射、購買牛奶、義務教育等活動的重要依據。到20世紀初，政府簽發(fā)的出生證明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這又讓人們相信年齡是其身份的重要內容之一，年齡意識也得到加強。

　　從非正式的個人年齡記錄到政府簽發(fā)出生證明，民眾的社會和政治生活逐漸依據政府認可的時序年齡而組織起來，個人生活被納入公共管理的范圍。年齡資格成為各類活動的標準，婚姻、選舉投票、駕駛、軍隊服役、飲酒、就業(yè)、退休、移民等無不與特定的時序年齡有關。研究者普遍同意，年齡意識與年齡分層隨著工業(yè)化社會的形成與發(fā)展而得到認同與強化，使得時序年齡成為社會治理與國家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體現了福柯所謂的“生命政治”概念。時序年齡在社會中逐漸得到重視與應用的歷史過程就是一部人類社會治理的發(fā)展史，這一歷史也成為歷史學家理解國家、社會和個人之間互動關系的重要渠道。

　　在經歷了新社會史、新文化史轉向后，西方史學家在年齡研究中融入性別史、種族史的研究方法以及生理學、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因此他們的研究呈現出多學科、多領域交叉綜合的傾向。

　　史學界關于年齡的研究，是一個面向既往的歷史過程，但其學術關懷指向當下與未來。在當今社會，年齡愈發(fā)成為社會發(fā)展過程中不可忽視的影響因素。例如，社會老齡化程度持續(xù)加深，從全球來看，60歲以上老年人的比例在1950年是8％，在2000年為10％，預測在2050年將達到21％。那么延遲退休應該“如何延”“延多長”？還有“35歲現象”，即各類招聘都要求“年齡限35歲以下”的規(guī)定，是年齡用工歧視還是標志“職業(yè)倦怠”的生理拐點和社會角色拐點疊加下的事實？對這些問題的思考，都需要史學家的積極參與。

　　《光明日報》（ 2022年03月0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