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長江國家文化公園湖北是“關樞之地”

　　——專訪著名歷史學家馮天瑜

　　湖北日報全媒記者 孫國平 王晶 田佩雯

　　編者按

　　近日，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印發(fā)通知，部署啟動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這是繼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國家文化公園之后，我國啟動的第五個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建設國家文化公園，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推動新時代文化繁榮發(fā)展的重大文化工程。建設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對于豐富完善國家文化公園體系，做大做強中華文化重要標志，延續(xù)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進一步提升中華文化標識的傳播度和影響力，向世界呈現(xiàn)絢爛多彩的中華文明，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作為長江徑流里程最長的省份，湖北以及荊楚文化在長江文化體系中具有哪些獨特的地位？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中，湖北應有怎樣的作為？今天起，本報開設“長江文明·荊楚絕艷”專欄，專訪國內(nèi)相關學者名家，請他們暢談真知灼見，敬請關注。

　　學者名片

　　馮天瑜，歷史學家，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歷史學部學部委員。著有《中華文化史》《“封建”考論》《中國文化生成史》《張之洞評傳》等。

　　馮天瑜先生所撰的《長江禮贊》，以穿行古今的視角和情懷，贊美母親河長江為“天賜中華”之“贈禮”，“試看今日之環(huán)球，長江正輝耀于東方”。

　　2022年1月初，國家正式部署啟動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馮天瑜先生一如既往地以大智眼界與赤子情懷，關注這一宏圖偉業(yè)，以筆談方式，接受我們專訪。馮先生以深厚學養(yǎng)切入荊楚文化縱深，揭示荊楚文化的區(qū)域特征和演進規(guī)律，為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尤其是湖北和武漢在這一宏偉工程中應有的地位和作為，提供理論借鑒和學術支撐。

　　經(jīng)濟文化中心在長江流域，武漢是核心城市

　　國家文化公園是承載著中華文化豐富內(nèi)涵的公共載體，是國家的象征。長江文化是如何成為中華文化內(nèi)涵載體的？

　　對我們請教的這個問題，馮天瑜先生將眼光放寬到世界范圍進行闡釋：

　　北緯30度線是“人類文明發(fā)生線”。暖溫帶——亞熱帶成為世界范圍內(nèi)的文明先發(fā)地。在北溫帶偏南的北緯30度線附近，因兼具充沛的水熱條件，成為最有利于文明發(fā)生發(fā)展的地段。這里并列誕生了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和中國四大文明。四大文明擁有各自的母親河：尼羅河、幼發(fā)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印度河與恒河，以及長江和略偏北的黃河。

　　長江流域位于東亞大陸，西部聳立的橫斷山脈、青藏高原，將來自太平洋溫暖濕潤的東南季風攔在其東部，形成了一塊北緯30度線附近不可多得的雨量充沛地帶，使之具有充沛的淡水與豐富的熱能，故長江流域是中國乃至世界經(jīng)濟、文化最具發(fā)展?jié)摿Φ膮^(qū)域。

　　就大河與文明延續(xù)的關系，馮天瑜先生為我們比較了長江流域與尼羅河、兩河和印度河流域：這些大河文明奠定人類文明的基礎，又多已被取代而消弭在歷史長河之中，如尼羅河文明被希臘化、伊斯蘭化，兩河流域文明被波斯征服，印度河文明先后雅利安化、伊斯蘭化。而中華文明于起伏跌宕間傳承不輟，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國領域廣闊、地理形勢錯綜，存在平行互補且有自然屏障相間的兩個大河文化——雄渾的黃河文化和靈動的長江文化。得這兩條大河的滋養(yǎng)與回護，是中華文明于數(shù)千年間延綿伸展、從未中絕的原因之一。正如梁啟超所說:“中國何以能占世界文明五祖之一。則以黃河揚子江之二大川橫于溫帶，灌于平原故也?！?/p>

　　黃河流域?qū)χ腥A文明的早期發(fā)育居功至偉，而長江流域依憑巨大潛力，自晚周急起直追，巴蜀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與北方之齊魯文化、三晉文化、秦羌文化并耀千秋。龍鳳齊舞、國風—離騷對稱、孔孟—老莊競存，共同構建二元耦合的中華文化。中唐以降，經(jīng)濟文化重心南移，長江迎來領跑千年的輝煌。近代以來，面對 “數(shù)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長江擔當起中國工業(yè)文明的先導、改革開放的先鋒。

　　武漢作為長江流域的核心城市，其優(yōu)勝處可歸結為“水” “中”“通”三字?！八笔俏錆h的獨特優(yōu)勢，湖北是“千湖之省”，武漢為“百湖之市”，人均淡水占有量位于世界前列，在全球眾多城市“因水量產(chǎn)”、為淡水資源困擾之時，武漢豐富的淡水資源能夠支撐未來城市持續(xù)發(fā)展。

　　“通”是武漢江漢交匯、四通八達的地理格局。東西向的長江主干和南北向的漢江主干，在武漢南岸嘴交匯，讓武漢擁有了“九省通衢”的通達性。長江是連接中國東中西部的“黃金水道”，干線航道年貨運量穩(wěn)居世界第一。依憑橫貫東西的長江干流和南來之湖湘、北來之漢水、東來之鄱贛造就的航運網(wǎng)，武漢成為川、黔、陜、豫、鄂、湘、贛、皖、蘇等省份的物流中心，當代更是“水陸空”幾縱幾橫的交通樞紐和現(xiàn)代信息匯集區(qū)。

　　“中”，即為文明中心區(qū)。如果說中國的自然地理中心在黃河上中游，那么經(jīng)濟地理、人口地理中心則在長江流域。以武漢為圓心，1000公里為半徑畫一圓圈，中國主要大都會及經(jīng)濟文化繁榮區(qū)皆在圓周近側(cè)。居中可南北呼應、東西會通、引領全局。長江經(jīng)濟帶覆蓋中國11個省市，包括長三角的江浙滬3省市、中部4省和西南4省市。11省市GDP總量超過全國四成，且發(fā)展后勁不可限量。

　　美國未來學家列舉 “21世紀全球十大超級城市”，依次為：印度班加羅爾、中國武漢、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中國上海、泰國曼谷、美國丹佛、美國亞特蘭大、墨西哥昆坎—圖盧姆、西班牙馬德里、加拿大溫哥華。在可預期的全球十大超級城市中，竟有兩個（武漢與上海）位于長江流域，足見長江文明世界地位之崇高，發(fā)展前景之遠大。

　　凸顯荊楚文化“關樞之地”的辨識度

　　不同于國家公園主要保護自然，建設國家文化公園，需要對其沿線文化資源所承載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頭故事進行整合、保護、利用，貫通融合，以點帶線，以線帶面，促進區(qū)域發(fā)展。國家文化公園重點在“國家文化”，是具有廣泛群眾認知基礎的文化標識和文化象征。

　　湖北作為長江徑流里程（1062千米）最長的省份，在中華文明進程中，始終“為國家、民族興衰的一大關樞之地”——這是馮天瑜先生對荊楚文化在長江文化中地位的總體評價。

　　鼎盛時期的楚文化影響遍及大半中國，湖北作為楚文化的發(fā)源地，是楚文化核心承載地。對此，身為楚人的馮天瑜先生不無自豪地指出，“湖北是楚文化的發(fā)源、繁盛之地。楚國文化，作為南方文化的代表，與中原文化相頡頏，自成一派，上起殷商，下迄秦漢。而湖北，作為楚文化之重鎮(zhèn)，從古至今，未嘗衰替。從上古的郢都，到中古的荊州，到近古的鄂州，再到今天的武漢，始終為國家、民族興衰的一大關樞之地?！?/p>

　　同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其他地域文化一樣，荊楚—湖北文化在經(jīng)歷古代既有輝煌、繁盛之后，在19世紀中葉以后，邁入近代轉(zhuǎn)型期。荊楚文化是中國文化整體近代轉(zhuǎn)型的一翼，但又有其地域性特征：一是漢口開埠、西力東侵的外鑠性特色；二是“湖北新政”、國家和政府的先導性、主動性作為；三是風云際會、古典與現(xiàn)代交織的瑰麗色彩。武漢“九省總匯之通衢”的功能得到充分發(fā)揮，帶動長江中游商品經(jīng)濟及近代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培植近代文教事業(yè)，晚清以來的武漢漸次成為華中首屈一指的經(jīng)濟和文化中心。

　　地處長江中游諸省，尤其是湖北、湖南，正處在較開化的東南與較封閉的西北的中間地帶，借用氣象學語言，長江中游處在濕而暖的東南風與干而冷的西北風相交匯的“鋒面”，因而氣象因素繁復多變，乍暖乍寒，忽晴忽雨。如果說，整個近現(xiàn)代中國都卷入了“古今一大變革之會”，那么，兩湖地區(qū)更處在風云際會的漩渦中心。湖北在20世紀初葉崛起為僅次于上海的工商業(yè)基地，繼而成為辛亥革命首義之區(qū)、大革命心臟地帶、土地革命主戰(zhàn)場之一，便是有力的實證。

　　湖北在溝通南北文化、融匯創(chuàng)新上的貢獻顯著

　　在馮天瑜先生的新作《長江文明》（與馬志亮、丁援合著）一書中，專辟一節(jié)為“長江與黃河的紐帶：漢江”。作為長江最長的支流，漢江干流流經(jīng)江漢平原，于武漢匯入長江，支流伸入甘肅、四川、重慶、河南4省(市)?？脊虐l(fā)現(xiàn)已經(jīng)證明，漢江作為連接長江、黃河兩大流域的紐帶由來已久。比如，新石器時代晚期，受黃河中游的王灣類型文化影響，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開始出現(xiàn)少量方格紋和繩紋；而黃河中游的王灣類型文化也同樣受石家河文化的影響，出現(xiàn)了一些石家河文化盛行的鏤空和圈足。在出土的兩大流域中游新石器時代早、中、晚期的器物之上，我們都能看到兩地文化交流與融合的跡象。在此過程中，漢江起到重要紐帶作用。

　　作為長江文明的重要代表，“湖北不獨能代表長江文化，還能溝通黃河文化。如山東、河南，只能代表北方文化，不能傳播南方文化于北方。湖北則容納黃河文化，而傳播于長江一帶。一面自己產(chǎn)生文化，一面又為文化的媒介者，因其溝通南北，能令二元文化調(diào)和。在歷史上看來，不能不說湖北所貢獻及遺留的功勞是最大的?！?/p>

　　作為文史大家，馮天瑜先生以傳承中華文化、造福荊楚鄉(xiāng)梓、復興武漢文化的歷史使命感，50余年甘之如飴地奉獻著自己的學術智慧，獨樹一幟引領湖北武漢區(qū)域歷史文化研究的方向，為湖北武漢區(qū)域史研究積累了豐厚的學術資產(chǎn)。同時他還不遺余力地吁吁保護曇華林、漢正街、江漢路、漢口租界等城市老建筑、老街區(qū)，維護城市歷史的文脈。他認為，在21世紀中華文化闊步走向世界舞臺的進程中，今天的武漢應該有充分自信：“武漢形勢之優(yōu)，得滔滔萬里的揚子江之賜，古人識此，今人更當舉起‘長江文明’旗幟，以之聚集力量，引領潮頭。以‘締造從江漢起’的氣派，做‘江漢朝宗’文章，建設活力大武漢，正逢其時，而又時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