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慶英談“西藏蒙滿文檔案”中的微言大義

　　中國西藏網(wǎng)訊 從四川成都驅車往西南方向行駛60多公里，一路上人煙漸趨稀少，林木蔥蘢僻幽處，我們尋到了陳慶英先生的家。

　　著名藏學家、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原所長陳慶英，已至喜壽之年，曾師從古藏文專家王堯先生與東嘎活佛洛桑赤列，從事藏學研究40載，學術成果豐碩。如今，登門拜訪陳老先生，皆因《西藏自治區(qū)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精選》大型叢書的出版面世。

圖為陳慶英先生。攝影：王淑

　　經(jīng)過4年的辛勤努力，《西藏自治區(qū)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精選》大型影印叢書，將在今年與廣大讀者見面，這批國家珍貴歷史檔案大部分為首次公開。這部大型叢書選錄檔案共計1394件，形成近50萬字的漢譯文。

　　圖為大型叢書《西藏自治區(qū)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精選①》（全套叢書共10本）。攝影：李元梅

　　承載騏驥，“西藏蒙滿文檔案”出版面世

　　“以前公布的檔案文獻，都是手抄之后，打印出版成書。后來，又以黑白復印的方式出版，如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出版的關于歷代達賴班禪坐床認定的檔案?，F(xiàn)在，隨著技術條件的進步，《西藏自治區(qū)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精選》以影印的方式出版，更加真實客觀地再現(xiàn)了檔案的原來面貌，這樣就有更大的說服力?！?/p>

　　回溯檔案文獻出版方式的變遷，陳慶英先生點明了《西藏自治區(qū)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精選》在印刷技術上的一大進步。

　　“從開始做西藏歷史研究起，我就深知西藏檔案文獻的重要性?！?983年，陳慶英便去過西藏自治區(qū)檔案館，他回憶道：“當時檔案館還在雪巴康里，館長是卓嘎。卓嘎館長告訴我們，西藏自治區(qū)檔案館正在整理檔案目錄，邀請了不少藏學老專家來識別檔案內容，老專家一邊說，旁邊的年輕人一邊記。這樣的編目工作，可能要幾十年才能完成?！?/p>

圖為布達拉宮腳下的老西藏自治區(qū)檔案館。攝影：王淑

圖為老西藏自治區(qū)檔案館內景。攝影：王淑

　　陳慶英先生指出，以往的歷史研究主要參考史籍，也就是前人寫的歷史，如《紅史》《青史》，藏學研究剛開始也是這樣進行的。這些西藏史籍的作者基本都是各個教派的高僧，往往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例如，薩迦派高僧寫的《薩迦世系史》《漢藏史集》等，主要是強調薩迦派的發(fā)展歷史，對于其他教派，或者不提，或者簡單提一下。噶舉派高僧寫的《智者喜宴》、大司徒 絳求堅贊寫的《朗氏家族史》，也有類似情況。

　　要綜合、準確、客觀地了解西藏的整個歷史階段，檔案是非常重要的。

　　據(jù)說，西藏自治區(qū)檔案館有300多萬件檔案文獻，在全國檔案館中是位列前茅的。一直以來，國際國內各學科涉藏研究的學者，都希望盡可能多的看到西藏自治區(qū)檔案館的檔案。如今，大型叢書《西藏自治區(qū)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精選》的出版，可以說是西藏歷史研究一個很重大的事件。

圖為18世紀《班禪喇嘛源流——薩迦班智達唐卡》。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官網(wǎng)

　　檔案為證，再現(xiàn)西藏與中央關系

　　元代以前，西藏經(jīng)歷了吐蕃王朝時期和分治時期，與內地主要是經(jīng)濟、文化方面的聯(lián)系。到了元代，中國走向一個大統(tǒng)一的時代。在這個歷史大背景下，元朝的蒙古軍隊進入到了西藏，同時，通過薩迦班智達與闊端的會晤，以及各教派領袖與蒙古建立聯(lián)系，使得整個青藏高原地區(qū)都統(tǒng)一到元朝的統(tǒng)治之下。

　　元朝的統(tǒng)治主要有幾個表現(xiàn)：一是委派官員，建立各級政權。例如，在西藏設立千戶、萬戶，建立行政管理。任用宗教領袖和地方貴族擔任官員，管理當?shù)氐氖聞?。如征集財稅、負責驛站交通等。二是駐扎軍隊，這在很多歷史文獻中都可以看到相關記載。

　　陳慶英先生說：“目前，我們知道的元代留下來的檔案文獻，加起來不是太多，據(jù)說有幾十件。已知的有些檔案文獻是非常重要的，雖然是以八思巴字或藏文書寫?！?/p>

　　關于元代的西藏情況，現(xiàn)在主要是依據(jù)一些歷史文獻的記載，如《紅史》《薩迦世系史》等。相對而言，檔案更進一步說明了問題，佐證了史籍的記載。

　　例如，夏魯寺保存的帝師法旨（帝師頒發(fā)給夏魯萬戶的法旨，明確其管理事務的權力）。元朝于1368年滅亡，有一份檔案證明，直到1364年，元朝還頒發(fā)過一道圣旨，敕封今昌都市左貢縣到云南藏區(qū)范圍內的一位地方首領為招討使。這份檔案是用八思巴字書寫的，有力地證明了元朝在西藏委派地方首領擔任官職，管理地方。

圖為清代《胤禛行樂圖冊 喇嘛裝》頁。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官網(wǎng)

圖為18世紀《乾隆皇帝佛裝像唐卡（局部）》。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官網(wǎng)

　　陳慶英先生又以幾個歷史現(xiàn)象和事件，闡明了清朝中央與西藏地方的關系。

　　以往，我們在達賴、班禪傳記當中看到過這樣的記載：皇帝即位要給全國發(fā)一個文告，昭告天下。皇帝、皇后或太后去世后，清廷要派欽差大臣到西藏，賜予白銀萬兩，請達賴喇嘛組織在拉薩念經(jīng)超度的法會，還要到日喀則去，請班禪組織念經(jīng)超度法會。清朝皇室有任何重大事件，都會在西藏舉行類似活動。

　　1904年，英國入侵西藏時，十三世達賴喇嘛從拉薩到了外蒙古，后來又于1908年入京朝覲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當時清朝的統(tǒng)治已經(jīng)到了最后幾年。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去世。十三世達賴喇嘛在離京返藏之前，還曾到慈禧太后靈柩前誦經(jīng)。

　　陳慶英先生認為，以前，我們都是從史籍文獻中看到類似的記載，而檔案中的相關記載就更能確切地說明問題，因為檔案是事件發(fā)生的當時書寫的，是一種客觀記錄。

　　圖為《西藏自治區(qū)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精選①》中的八思巴字《也孫鐵木兒皇帝頒給朵甘類烏齊寺僧眾諭旨》。攝影：李元梅

　　圖為《西藏自治區(qū)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精選①》中，滿蒙藏文合璧的《康熙皇帝為任命五世班禪額爾德尼為達賴喇嘛經(jīng)師并遣使賞物事致班禪額爾德尼敕書》。攝影：李元梅

　　六體合璧，從多文字“管窺”民族融合

　　“2015年，我曾經(jīng)審閱過翻譯成漢文的西藏自治區(qū)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段鞑刈灾螀^(qū)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精選》選錄檔案共計1394件，形成近50余萬字的漢譯文?？赐曛?，我感覺到，清代西藏檔案的一大特征是使用了蒙古文、滿文、藏文等不同的文字書寫。通常，人們會覺得西藏檔案是由藏文、漢文書寫的，滿文和蒙古文應該很少。然而，從檔案的實際情況來看，呈現(xiàn)在我們眼前的蒙滿文檔案卷帙浩繁。由此可見，清朝尤其是乾隆時期重視促進各民族的文化交流，特別是文字方面的。像北京有很多漢滿蒙藏文四體碑，還有清代官修的《五體清文鑒》，也是類似實踐。那么，西藏存在很多蒙滿文檔案，也就不足為怪了?！?/p>

　　陳慶英先生寫過一本《蒙藏關系史》，研究了藏族與蒙古族700多年的關系史。西藏自治區(qū)檔案館館藏檔案反映出，一直到清代，拉薩的三大寺和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都有相當一批蒙古族僧人。這些僧人既懂蒙古文又懂藏文，有些水平還很高。例如，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藏文辭典——《格西曲扎藏文辭典》，作者格西 曲吉扎巴是一位蒙古族人，到西藏學經(jīng)以后，就一直留在了西藏。

　　剛開始設立駐藏大臣時，清朝主要是派滿族人擔任，如乾隆皇后富察氏的弟弟富察 傅清。后來，越來越多的蒙古八旗官員被派到西藏擔任駐藏大臣。藏族官員用藏語表達的事務，駐藏大臣將其翻譯成蒙古文文書，送到北京，又由理藩院翻譯成滿文。因此，一件事情就會用好幾種文字記載。

　　駐藏大臣衙門里，有蒙古文翻譯、漢藏文翻譯，還有滿文翻譯。乾隆皇帝之后，蒙滿文使用得越來越少，后來反而被漢文所取代。這一過程說明了清代漢滿蒙藏各民族在文化上的交流交融。

　　清朝很多大臣是懂藏文的，如和珅，小時候便會學習吐蕃特學，據(jù)說學堂設在雍和宮里。部分滿族旗人子弟不參加科舉，學習了這些特殊技藝后，就可以擔任官職。有外國學者注意到，清代有的噶倫還會講蒙古語，甚至會取蒙古文名字。

　　這些都說明，在清代，西藏的歷史不是一個單一的藏族歷史，而是幾個民族文化交流、互相往來的密切關系史。

圖為陳慶英先生。攝影：李元梅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

　　陳慶英先生指出，西藏檔案對于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樹立正確的祖國觀、民族觀、宗教觀等方面，都有很重要的意義。

　　青藏高原的歷史悠久，世代居住在這里的藏族人民，適應當?shù)刈匀画h(huán)境發(fā)展出了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如今，無論是在西藏進行政治、經(jīng)濟、文化建設，都離不開其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西藏檔案是藏族優(yōu)秀文化的一種表征，作為一種文字載體，記錄了歷史上西藏是怎樣走過來的，與中央及其他民族有過怎樣的關系，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從全國而言，由于戰(zhàn)亂等天災人禍，內地的檔案文獻損壞得非常多。如今，西藏自治區(qū)檔案館所藏的檔案數(shù)量和質量在全國反倒名列前茅。而且，西藏自治區(qū)檔案館館藏檔案，一直都被國內外學者關注，能夠公布出版，意義重大。（中國西藏網(wǎng) 記者/王淑 李元梅 賈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