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只生了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在慶祝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由三千名來自北京高校和中學的學生組成的合唱團，首先唱響的是這首《唱支山歌給黨聽》。

　　這首經(jīng)典革命歌曲誕生于1963年，它是時代的產(chǎn)物，又以其對黨的由衷禮贊而超越了時代。鮮有人知的是，在這首歌曲的創(chuàng)作與流傳史中，雷鋒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

　　歌名最初被稱為《雷鋒之歌》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毛澤東的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隨即全國掀起學習雷鋒先進事跡的熱潮。雷鋒生前有記日記的習慣，今天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收藏了9冊雷鋒的日記本，時間跨度從1957年至1962年。1963年4月，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雷鋒日記》，這是了解雷鋒的心路歷程最重要的材料。在《雷鋒日記》問世前，沈陽軍區(qū)機關報《前進報》曾摘錄發(fā)表過一些雷鋒的日記，并被其他報刊轉(zhuǎn)載，但隨著學習雷鋒先進事跡熱潮的掀起，這些日記片段已不能滿足大眾的需求，《雷鋒日記》便應運而生。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雷鋒日記》中的一些名言警句在中國家喻戶曉，并且流傳至今。如1961年10月20日，雷鋒在日記中寫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倍?960年1月18日的日記中，雷鋒在新兵連寫下了對自己的期許：“愿你做暴風雨中的松柏，不愿你做溫室中的弱苗?！?/p>

　　在1960年1月18日的日記中，雷鋒還寫下了一首詩：“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只生了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舊社會鞭子抽我身，母親只會淚淋淋。共產(chǎn)黨號召我鬧革命，奪過鞭子揍敵人。”上海實驗歌劇院的作曲家朱踐耳讀到這首詩后，深為感動，為之譜曲，發(fā)表在1963年2月21日的《文匯報》上。

　　找尋到當時的《文匯報》，讀者可以發(fā)現(xiàn)這首歌的名字叫《雷鋒之歌》，關于詞曲作者的信息則是這樣寫的：摘自雷鋒日記，踐耳曲。朱踐耳當時認為這首詩是雷鋒的作品。雷鋒的日記不只是日記，也是學習筆記，讀書是雷鋒日常生活中的一項重要活動，他常在日記中記下讀完某書某文的感受，也會摘錄一些他認為重要的片段，有時標出來源，有時不標來源，這樣便不容易判斷一些文字是否由雷鋒所寫。

　　雷鋒在日記中常將黨比作母親

　　朱踐耳之所以將《唱支山歌給黨聽》認作雷鋒所寫，原因也許在于《雷鋒日記》中幾乎隨處可見的將黨比作母親的文字。

　　1960年，對于20歲的雷鋒來說是圓夢的一年。這年1月8日，雷鋒參軍入伍，這是他多年以來的夢想；11月8日，雷鋒光榮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在這一天的日記中，他回顧了此前的人生經(jīng)歷：“我在九死一生的火坑中掙扎和盼望光明的時刻，您把我拯救出來，給我吃的、穿的，還送我上學念書。我念完了高小初中，戴上了紅領巾，加入了光榮的共青團，參加到了祖國的工業(yè)建設，又走上了保衛(wèi)祖國的戰(zhàn)斗崗位。在您的不斷培養(yǎng)和教育下，使我從一個放豬出身的窮孩子，成長為一個有一定知識覺悟的共產(chǎn)黨員。偉大的黨啊，您是我慈祥的母親！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屬于您的，我要永遠聽您的話，在您的身下盡忠效力，永做您忠實的兒子?！?/p>

　　雷鋒七歲的時候，父母雙亡，成為孤兒。雷鋒的童年未曾感受到母愛的溫暖，他切身感受到的是黨將他從舊社會中拯救出來的恩情，黨使他有機會為人民服務，他也視此為幸福的根本來源。

　　1961年7月底至8月初，雷鋒出席撫順市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8月3日的日記中，他記下了一件小事，雷鋒作為代表獲贈一斤蘋果，他想到了自己在舊社會無依無靠的日子，“總覺得現(xiàn)在的黨和人民勝過自己的親生父母，對我太關心了”，他想自己“不能忘記為人民而負了傷的階級兄弟”，“于是我把這份蘋果又轉(zhuǎn)送給了住在衛(wèi)生連的傷病員同志，自己雖然沒吃著，但是心里比吃了這斤蘋果還要甜十分”。

　　對于經(jīng)歷過新舊社會兩重天的人們來說，雷鋒的文字具有強大的共鳴力量。朱踐耳也是在這種共鳴中，以充沛的感情短時間內(nèi)完成了《唱支山歌給黨聽》的譜曲工作。這種共鳴力量，我們還可以在其詞作者和演唱者中找到。

　　翻身農(nóng)奴的女兒將這首歌唱遍大江南北

　　1964年，八一電影制片廠攝制完成了電影《雷鋒》。影片中有這樣一個情節(jié)：運輸連戰(zhàn)士雷鋒運送抗洪物資到防汛指揮部，臨走前偷偷留下了一百元捐款，指揮部的首長發(fā)現(xiàn)這筆捐款后，找到雷鋒詢問是不是他捐的，雷鋒點頭承認，首長拒絕接受這筆捐款，希望他拿回家用。雷鋒表示黨就是他的家，雷鋒說服對方接受捐款后，開車回去，這時音樂緩緩響起，一個男高音唱起了《唱支山歌給黨聽》。

　　這位男高音歌唱家是胡松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的原唱。一些文獻稱首唱《唱支山歌給黨聽》的也是胡松華，現(xiàn)在可以確認這首歌是由上海實驗歌劇院的女歌唱家任桂珍首唱，在其六十多年的從藝生涯中，她在一系列上海歌劇院制作的革命題材歌劇中擔任主演，其中最知名者是上海歌劇院版的第一代“江姐”。

　　對于今天的聽眾而言，《唱支山歌給黨聽》已經(jīng)成為藏族女歌唱家才旦卓瑪?shù)拇碜?，而她與這首歌結(jié)緣的地方也在上海。

　　1963年的一天，上海音樂學院學生才旦卓瑪，在由食堂回宿舍的路上，從校園廣播中第一次聽到任桂珍演唱的《唱支山歌給黨聽》。她找到自己的老師王品素，希望老師能教她唱這首歌，因為這首歌唱出了她的心聲。才旦卓瑪出生在西藏日喀則的一個農(nóng)奴家庭。在農(nóng)奴制度下，農(nóng)奴的命運完全掌握在農(nóng)奴主手上，他們沒有自己的土地，為農(nóng)奴主耕地終生，而自己衣不蔽體、食不果腹，農(nóng)奴主不僅可以任意買賣農(nóng)奴，并且任意對農(nóng)奴實施種種嚴酷的刑罰，鞭刑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種刑罰。

　　1959年，黨領導西藏人民進行民主改革，廢除了農(nóng)奴主的土地所有制，百萬農(nóng)奴大解放，他們有了自己的土地和其他生產(chǎn)資料，人民當家作主，掌握自己的命運。這是西藏歷史的重大時刻。才旦卓瑪和許許多多藏族同胞的命運都被改變了，他們從心底里感激黨。

　　正是有了這樣的經(jīng)歷，才旦卓瑪?shù)谝淮卧谛@演唱《唱支山歌給黨聽》便獲得了成功，這個節(jié)目獲選在1963年第四屆“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jié)上演出。而在“上海之春”的表演，又為她帶來了一年后在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表演的機會。

　　山歌是人民的心聲

　　1964年，才旦卓瑪在《東方紅》中演唱《百萬農(nóng)奴站起來》時，朱踐耳已經(jīng)輾轉(zhuǎn)得知了《唱支山歌給黨聽》的作者。

　　1958年是“新民歌運動”大火的一年?！靶旅窀柽\動”不僅鼓勵收集民歌，而且鼓勵廣大工農(nóng)兵創(chuàng)作民歌。全國各地的文學刊物都辟出大量版面刊登工農(nóng)兵創(chuàng)作的民歌。在這年6月26日陜西省民歌整理小組編印的一份不定期出刊的報紙上，刊登了署名為焦萍的三首詩，其中一首是《唱支山歌給黨聽》。1962年，這首詩又被遼寧的春風文藝出版社收入《新民歌三百首》。

　　這位焦萍是誰？原來，他的真名叫姚筱舟，他在1958年寫下這首詩時，是陜西銅川礦務局焦坪煤礦的一位技術員，焦萍是他的筆名。終日與礦工打交道，姚筱舟聽到了許多礦工的故事，記下了許多礦工自編的順口溜，有了這樣的積累，姚筱舟也只用了很短的時間就創(chuàng)作出了《唱支山歌給黨聽》。

　　雷鋒在抄錄姚筱舟的詩時，做了一些修改，如原詩“黨號召我們鬧革命”改為“共產(chǎn)黨號召我鬧革命”，這處改動無疑使詩歌的情感力量更加強烈了。《唱支山歌給黨聽》成為經(jīng)典后，又有了一些續(xù)作，如才旦卓瑪日后演唱的《再唱山歌給黨聽》，姚筱舟晚年寫了《永唱山歌給黨聽》。

　　時代變換，“山歌”這一意象卻不變?；厮菸覀兊囊魳穫鹘y(tǒng)，真正具有人民性的贊歌，來源于山歌，來源于勞作于田間地頭、謀生于江海之畔的百姓的民歌。山歌是人民的心聲，“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山歌是獻給親人的歌，“我今沒有好茶飯，只有山歌敬親人”。

　　《唱支山歌給黨聽》等歌曲之所以經(jīng)久不衰，不僅在于其抒情性，更在于黨領導人民革命、建設與改革取得的成就，為其注入了新的時代精神。才旦卓瑪上世紀五十年代在上海讀書時，學校組織學生到浦東勞動，那時浦東還是一片田地，而今阡陌隱去，高樓林立，天際線上，霓虹閃爍。對于未曾親歷新舊社會兩重天的人而言，自身經(jīng)歷的改革時代日新月異的變化，也足以證明黨的偉大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