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文學理論家陸時雍強調詩歌要以神韻為宗、情境為主，其詩歌理念集中體現(xiàn)在傳世的《詩鏡》和《楚辭疏》中。《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詩鏡》“在明末諸選之中，固不可不謂之善本矣?！倍谥觥冻o疏》的過程中，陸時雍同樣將“以情論詩”的審美標準作為前提，提出了與漢代、宋代楚辭研究者不同的觀點，頗有新意。

　　中國傳統(tǒng)的“詩歌本體論”建立在“詩言志”這一命題下。《尚書·舜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志”有表達“思想”之意。到《毛詩序》云：“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薄爸尽蓖瑫r具有了思想、情感的雙重內(nèi)涵。后來陸機《文賦》提出“詩緣情而綺靡”，劉勰《文心雕龍》也稱“情以物遷，辭以情發(fā)”，都是理論上凸顯了“情感”在詩歌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重要性。明人詩話雖有尊唐尊宋之別，但在詩歌抒情這一本體問題上的認識卻十分一致，非常重視文學表達“情感”的功能和價值。謝榛主張“情乃詩之胚”，徐禎卿提出“因情立格”的詩學理論，公安三袁、竟陵派等“著重個人的性靈的言志派”（陳子展《公安竟陵與小品文》）更是以能否表達真情感作為詩歌評判的標準。陸時雍作為明代詩話的積極參與者和發(fā)揚者，在明代“尚情”的整體文學氛圍中，亦是將“情感”作為文學審美標準，貫穿其詩話創(chuàng)作和《楚辭》研究始終。具體而言，陸時雍“以情論詩”的詩學觀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

　　一是強調詩歌“以情勝”，認為“情”是言之統(tǒng)帥，“通于情者，無不可言”（陸時雍《讀楚辭語》）。陸氏評價屈原為騷中圣人，就是因為屈原能道盡人之“情”?！拔┥接心荆硠t采之，凡人有情，圣人道之。能知人之情、能言人之情、能盡人之情者，圣人也。原其圣于騷者。”（陸時雍《讀楚辭語》）他認為宋玉所不及屈原者三，“情”排第一，謂“婉轉深至，情弗及也”。屈原在楚辭中表現(xiàn)出的“情”始終牽動著陸時雍，故而他循沿屈原情感變化之邏輯，用“情”將屈原作品貫穿起來，如與屈原“促膝把臂語”（張煒如《楚辭敘》）。其梳理屈原在《離騷》《九歌》《天問》中的情感變化時說：“屈原伊郁愁苦，無所發(fā)攄，而隨事撰情，深其思慕。騷變而歌，歌變而問，蓋不知其所至矣?！闭J為這都是屈原因內(nèi)心愁苦無所抒發(fā)、感物生情而作的，并且情感疏泄的強度逐步增大?！峨x騷》一詠三嘆，糾結于離去還是回還，而《九歌》則唱出了愁緒苦悶，感嘆人心之難耦，至《天問》則“呵而問焉”，悲憤達到了極點。陸時雍說《惜誦》“情冤抑而莫白”，《哀郢》“痛情于郢亡”，《抽思》“懷美人”，《懷沙》“情窮語迫”，《悲回風》“思之襞也”，《思美人》“其思窮矣”，《遠游》“其蕩思也”，《卜居》“情隱不彰”，《大招》“有貌無情”，無不以屈原的情感發(fā)展為線索。

　　二是主張“致中和”，強調“文情相生”，倡導詩歌和情感相合的理念。陸時雍論詩雖重“情”，但也同時提出“情有百種，語有殊致，夫豈漫然”（陸時雍《讀楚辭語》）及“詩不患無情，而患情之肆”（陸時雍《詩鏡總論》），認為“情”不能肆意泛濫。這其實包含了“中和之則”的基本理念。他在評杜甫《上兜率寺》時說：“余不知詩家要高大語何用。物有長短，情有深淺。所為隨物賦情，隨事盡情，如是足矣?！保憰r雍《唐詩鏡》）詩人只要表現(xiàn)出情感之真就足夠了，不必求奇求異、求高大立意，真實的情感中必然含有詩歌的意蘊?！扒檎?，詩文之的也，太過則濫，不及則偽矣?！闭J為表達情感是詩文創(chuàng)作之目的，抒情過多則濫，過少則顯偽。那么，要怎么做才行呢？陸時雍說：“夫情生于文，文生于情，未有事離而情合者也。”（《詩鏡總論》）情感需要通過文章來表達，而文章產(chǎn)生的根源則是情感，情與文相輔相成，二者相合才是最好的。其《楚辭疏·卷五》亦引揚雄“中正則雅，多哇則鄭”的說法，闡明自己“情太泄而不制，語過艷而不則”的詩學觀。

　　三是反對以“意”驅詩、以“道”論詩?！对婄R總論》言：“夫一往而至者，情也；苦摹而出者，意也。若有若無者，情也；必然必不然者，意也。意死而情活，意跡而情神，意近而情遠，意偽而情真。情意之分，古今所由判矣?！痹陉懯峡磥?，情出自然，意出人力，詩歌應該表現(xiàn)詩人的真情，因為自然流露的性情之真相較刻意摹繪出的人為詩意更能引導出詩歌“活、神、遠、真”的韻味來。他在《楚辭疏》中表示“王叔師大都謬誤，朱晦翁亦未全得也”（陸時雍《楚辭條例》），并說：“大抵宋人論文，無之非道。若余之所論，無之非情。無之非道，舍仁義禮樂不可矣。無之非情，喜怒哀思、剛柔平反皆是也。喜不成喜，思不成思，則不文矣；宜剛非剛，宜柔非柔，則不文矣?！兑住吩唬骸畡側峤诲e，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酥幸嘀坏雷植幌拢缎l(wèi)風·碩人》，形容殆盡，誰詆其為非者？”（陸時雍《讀楚辭語》）他對宋人以“道”論騷、將屈原研究納入理學體系的努力多有不滿，認為用“道”來規(guī)范詩歌、不符合仁義禮樂就不可為詩的觀念過于狹隘，而應該把“情”作為品賞標準，充分涵納喜怒哀思、剛柔平反之蘊。若只以“道”為文，則喜、思之情無法展現(xiàn)，剛、柔之貌難以竭盡，就構不成一篇合格的詩文。陸時雍還引經(jīng)據(jù)典，來證明為文并非只以“道”言，如《易·賁·彖辭》的“天文”“人文”之言并不刻意言“道”，《詩經(jīng)·衛(wèi)風·碩人》展現(xiàn)了女性形貌之美，也不能說不合禮法。

　　陸時雍以“情”解騷的方法，深得明末清初學者周拱辰推重：“世之得是書而讀之者，宜何如？亦庶幾乎善讀靈均者斯善讀昭仲者乎？”（周拱辰《楚辭敘》）認為《楚辭疏》注出了《離騷》之古義，疏出了屈原之本心。黃靈庚先生在《楚辭著作提要》中評價說：“要之，純以‘隨意致情’釋《九歌》諸篇，而未以字字句句君臣之喻，庶幾得其本真，誠陸氏是書之一大特色也?！币灾?，陸時雍疏《楚辭》，不糾纏于訓詁，不拘泥于前賢，將“以情論詩”的詩學理念貫系始終，特色鮮明，風格獨具。

　　《光明日報》（2023年12月25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