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4月6日電 (記者 高凱)由中國作家網、昆明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辦的“從西南崛起——昆明作家群北京研討會”日前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

　　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邱華棟出席研討會并講話，云南省文聯副主席、黨組成員繆開和，昆明市文聯黨組書記、主席陸毅敏出席研討會并致辭。徐可、顧建平、張莉、西渡、陳濤、叢治辰、李蔚超、周偉馳、李朝德等學者、評論家，以及張慶國、陳鵬、半夏、包倬、祝立根、胡興尚6位昆明作家與會研討。

　　邱華棟用“遠方的上方有一片燦爛的文學風景”來描述他對云南文學的總體印象，不僅因為云南擁有爛漫壯觀的高原自然景觀，也因為深深扎根于云南大地之上生發(fā)出來的獨特的文學景觀。

　　他表示，云南的出版人、作家對所處這片土地的自我認識和建構使得他們的作品都極具辨識度。作為研討對象的6位昆明作家也正是這一從西南崛起的云南作家群的重要組成部分。張慶國的創(chuàng)作體量豐厚而龐大，他是中國當代文學圖譜中一位“貫穿式”的實力派作家；半夏的寫作在當代散文和非虛構創(chuàng)作中獨樹一幟，她關注山川風物、魚蟲草鳥等一切大地上的生命；陳鵬的作品充滿了實驗性和形式感，像一把匕首，其內里充沛著生機和創(chuàng)造性的銳利感；包倬的創(chuàng)作體現出一種幽默感和對現實敏銳的捕捉能力，能對一閃而過的瞬間迅速進行美學的審視和文學性的升華；這次與會研討的還有兩位詩人胡興尚和祝立根，因此從文體上來講，6位昆明作家中有小說家、非虛構作家、詩人，構成了一種互相映照的鏡像般的關系，同時他們以生機勃發(fā)的姿態(tài)朝著最高的文學理想邁進。

　　張慶國的創(chuàng)作始于80年代，他表示最初自己熱衷于先鋒式的寫作，不過近幾年，他的文學觀點發(fā)生了轉變，作品選擇更多地“落在實處”，創(chuàng)作也有了更強的現實性和“落地感”。這次，張慶國提供了《馬廄之夜》《如鬼》《黑暗的火車》3個小說文本。徐可評價他融合了詩人、小說家和學者的氣質，他的寫作沉著、用心用情、技巧嫻熟。其中，《馬廄之夜》是一部指向歷史深處和生命本身的文本，在敘述的方式上具有很強的個性與探索性。

　　“張慶國的故事能夠像釘子一樣釘在我的記憶里?！睆埨蛘f，時隔多年，當她再次讀到《黑暗的火車》，所有的情節(jié)又清晰地浮現出來，這得益于作家建構獨一無二的故事的能力。她認為，張慶國的故事里有明亮的一面和黑暗的一面，同時進行明暗纏繞的敘述，正如《馬廄之夜》中，家族故事里影影綽綽地體現出內在的復雜歷史性。

　　云南是一片多民族聚居的土地，它的地方性與民族性是不可分離的。彝族作家包倬的作品中就有強烈的地方性，但是這種地方性不是風光化的書寫，而是民族性的書寫。張莉認為，包倬致力于探尋少數民族精神意義上的意志性的東西，不回避他的地方性、民族身份，但作品同時有著現代性的內核，探索精神意義上的困擾，這是超越了民族的。

　　叢治辰認為，包倬的小說以一種特別有趣又謹慎的方式，解釋人的來源和精神，其中蘊含了他對很多事情的看法和判斷，他用小說的方式，巧妙地將這些思考呈現出來，這就是包倬小說中隱秘、微妙、精致的部分。

　　與包倬相比，陳鵬離開了“阿泥卡”，離開了西南，他的寫作引入了一種世界氣象。關于先鋒性與實驗性，顧建平與陳鵬一直持不同觀點。叢治辰對陳鵬最初的印象是他對于先鋒、實驗的熱情和篤信。小說《麋鹿》一直到結尾都沒有解釋麋鹿象征著什么，可是在小說的描述當中，這頭麋鹿是這么迷人，它以一種極其突兀的形象插入到小說平平無奇的日常場景中。

　　云南的小說居然都具有這樣一種后現代性，其實與云南本身給人的印象相似，叢治辰說，如果說小說的價值就在于從平庸生活當中刺痛一下你，讓你不斷在小說家故意遺漏的縫隙當中發(fā)現觀察新的事物的話，云南也是如此，它在大家想象當中就是一個邊地仙境，將人們從日常生活當中拯救出來。

　　談及半夏的《與蟲在野》，張莉認為，這部作品對女性寫作有著重要意義，女性寫作主題常常圍繞著愛情、婚姻、家庭，而半夏在田野中尋找到自己的一方天地，尋找到一個適合自己書寫的領域。

　　陳濤認為，所謂自然寫作并不僅僅指向敘述或者寫作技巧，更多的是把人放到自然當中，在文學中人不是自然的主宰，人跟自然萬物是平等的。半夏的《與蟲在野》就是這樣一部作品，字里行間洋溢著自然的情懷。

　　“云南是適合寫詩的一片土地。”西渡認為，祝立根、胡興尚兩位詩人有一些共同的特色，他們都受惠于云南這片土地，有一種共同的地方性，還有一種樸素的直覺的自然哲學，這種自然哲學不僅體現在他們如何處理自然題材上，當他們在創(chuàng)作中處理自我，處理人和人之間的關系，處理生命經驗時，都體現了這樣一種自然哲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