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達今的崤函古道
【守望家園】
作者:侯俊杰(河南省三門峽市文物局原局長)關婷(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副編審)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孕育了河湟文化、關中文化、三晉文化、崤函文化、河洛文化、燕趙文化、齊魯文化等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文化。而崤函古道像一根“扁擔”,挑起黃河流域東部和西部的文化;又像一根飄帶,串聯起黃河沿線各種歷史悠久的文化。
具有豐富內涵的文化之路
崤函古道是一條具有豐富內涵的文化之路。
“崤函”一詞,最早見于《戰(zhàn)國策》:“秦東有肴、函之固?!薄半取保羔派?。秦嶺向東延伸至小秦嶺,再向東延伸部分是崤山主峰。崤山西與秦嶺、華山相連,東接邙山,南合伏牛山脈,北濱黃河,是崤函地區(qū)主要的交通孔道?!昂保负汝P,因“關在谷中,深險如函”而得名。
崤函古道是一條交通要道,也是一條文化通道。從史前到歷史時期幾千年間,這里不斷演繹著黃河文化的精彩華章,也是黃河文化連接東西部的節(jié)點。無數文人墨客在這條文化之路上留下經典佳作:戰(zhàn)國時期,老子過函谷關,寫下了道家經典《道德經》;詩圣杜甫的“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所寫的地方,都在崤函古道上;宋代,蘇軾為其弟蘇轍寫下的《和子由澠池懷舊》,在崤函古道上留下了“雪泥鴻爪”的典故……
其實早在仰韶文化時期,崤函古道就已是一條東西文化傳播的通道,為史前文化大融合的浪潮提供了交通便利??脊抛C明,仰韶文化中期的廟底溝文化經崤函古道影響到長江上中下游、黃河上中下游和西遼河流域;良渚文化北進、紅山文化向南傳播、大汶口文化西漸,也都是以崤函地區(qū)為核心。
崤函古道又被稱為“絲綢之路崤函段”,是陸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處。位于崤函古道中段的石壕古道,是世界文化遺產“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中國境內的22處遺址點中唯一的道路遺產。
在崤函古道的中心地帶,分布有多處宗教文化遺跡。函谷關,是道教文化經典《道德經》的誕生地;東漢空相寺,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北魏鴻慶寺中保存下來的“降魔變圖”浮雕,是目前國內同類作品中最大的一幅;隋代安國寺,是三門峽地區(qū)建筑規(guī)模最大、保存完好、格局規(guī)范的禪宗寺院;唐代僧人道秀所建寶輪寺,其中的寶輪寺塔(俗稱蛤蟆塔)是我國現存的古代四大回音建筑之一……這些佛教寺院與《道德經》并存在崤函古道上,是佛、道兩教文化在崤函地區(qū)傳播、發(fā)展和延續(xù)的實證,也是崤函古道文化內涵豐富的實例。
影響歷史進程的軍事要道
崤函古道還是一條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軍事要道。
自秦代設立函谷關以后,無論是關東六國聯合抗秦,還是秦國憑借函谷關的險要地勢與關東六國抗爭,其戰(zhàn)場都發(fā)生在函谷關內外。直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函谷關一直都是雄踞秦國東部的一個險關要塞。公元前627年發(fā)生的秦晉“崤之戰(zhàn)”就發(fā)生在崤函古道腹地,是春秋時期秦晉爭霸的一次著名戰(zhàn)役。此外,公元前206年,項羽將秦軍降卒20萬坑殺于楚坑(今義馬市西南);東漢建武三年(公元27年),馮異與赤眉軍之間的崤底之戰(zhàn),也發(fā)生在崤函古道上。這些發(fā)生在崤函古道上的戰(zhàn)爭,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歷史發(fā)展的進程。
作為兵家必爭之地,崤函古道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谷諔?zhàn)爭時期,它是從西安、延安通往中原地區(qū)的一條紅色通道。
位于崤函古道東段的陜州和洛陽之間的澠池縣,既是崤函古道的東西通道,又是北過黃河、南通中原的交會點,是歷史上的兵家必爭之地。抗日戰(zhàn)爭時期,于此設立的八路軍澠池兵站,是中原與陜北國共兩黨聯系、物資轉運和人員輸送的主要交通站點。從這里向東經洛陽,可達新四軍八團留守處確山縣竹溝,向西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可達延安,向南可進入便于開展游擊戰(zhàn)爭的伏牛山區(qū),向北過黃河就是國民黨的第二戰(zhàn)區(qū)。
1938年11月,劉少奇化名胡服,到達澠池兵站,12月主持召開了“中共豫西特委擴大會議”,傳達了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起草了《共產黨員的修養(yǎng)》提綱,并在豫西地區(qū)抗戰(zhàn)干部黨訓班上進行了第一次宣講。1938年11月下旬,鄧小平、楊尚昆等領導同志到達澠池兵站,并由此北渡黃河,奔赴太行前線。
1944年抗戰(zhàn)后期,河南戰(zhàn)役爆發(fā),中共中央發(fā)出了向河南敵后進軍的指示。先后有皮定均帶領的“豫西抗日先鋒隊”,戴季英、王樹聲帶領的“豫西抗日第二支隊”,王震、王首道率領的八路軍南下支隊等多支抗日隊伍渡過黃河,經過澠池到達豫西和中原地區(qū),開辟了中原抗日的敵后戰(zhàn)場,為抗日戰(zhàn)爭的最后決戰(zhàn)輸送了大批中堅力量。
始終繁榮暢達的經濟通道
崤函古道自古至今都是一條繁榮暢達的經濟通道。
兩周、兩漢、隋、唐實行兩京制時期,崤函古道是溝通長安與洛陽的重要交通干線。唐代,從長安到洛陽共設置驛站35處,其中在崤函古道上就有18處。崤函古道兩側,基本上每隔30里就有一個驛站遺跡,是其作為古代郵驛和信息交通干線的見證。
崤函古道上,不僅有一條溝通長安與洛陽兩京之間人、物流動的陸上交通要道,還有一條黃河漕運古道。作為陸路崤函古道的補充,漕運古道與陸路南北并行且緊密相連,同樣發(fā)揮過重要作用。
漢、隋、唐王朝都定都在今日的西安一帶。隨著人口增長和維護封建王朝統治所需的物資逐年增加,為了彌補統治所需的糧食等物資的不足,維持國家機器的運轉,這些王朝就需要從江南地區(qū)調運糧食等物資。由于陸路運輸的費用高昂,物資就走黃河漕運,再從渭河運達關中。據記載,唐天寶時期,黃河漕運每年的運輸量達450萬石,相當于同期陸運量的近兩倍。
崤函古道上水陸兩條通道并行,南北呼應,相互配合,被稱為“雙軌”通道,對秦、漢、隋、唐時期東西兩京所需物資供應和兩京之間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交流,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
這條水陸“雙軌”通道,還承擔著鹽運的任務。在我國歷史上,陜西、河南、山東等地,皆食產于晉南河東(今運城市)的“池鹽”(又稱解鹽)。河東池鹽向這些地區(qū)的運輸,主要就是利用崤函古道和黃河漕運完成的。自戰(zhàn)國時,河東的池鹽多先運到黃河北岸的虞坂鹽倉,再運往關東地區(qū)。唐代設立的鹽倉舊址就在今三門峽西邊的黃河南岸,與虞坂相對。1957年,黃河水庫考古隊在調查黃河漕運遺跡時,也發(fā)現了鹽倉與陸路遺跡。時至今日,在黃河兩岸還保存了茅津渡、太陽渡和太原倉、集津倉、鹽倉等渡口與倉名,見證著崤函古道水陸“雙軌”的鹽運歷史。
隨著時代變遷,往日崎嶇難行的崤函古道已然蝶變。在我國國內的東西部交流和中國與世界的交流中,它仍然是一條不可替代的交通干線,而且還是新亞歐大陸橋的必經之地。
《光明日報》(2024年03月03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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