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賀紹?。ㄉ蜿枎煼洞髮W特聘教授）

　　潘凱雄和我一起步入文壇，不僅一起編報刊，而且一起寫文章，我對他太熟悉不過了。他有一種職業(yè)的熱情，能夠敏銳地發(fā)現(xiàn)文學現(xiàn)場的新動向和新現(xiàn)象；他閱讀作品，總是能抓住要點，加以闡發(fā)；他的發(fā)言思路清晰，邏輯力強，不由得你不信服。這一切仿佛在說明，他就是當一名文學批評家的料！那時候，我們倆一起合作寫文章，那是一段美好的時光。后來他離開了文學現(xiàn)場，但很快又回歸文學，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擔任負責人。盡管回歸了文學，但他必須把全部精力放在出版業(yè)務上，無暇去進行文學批評的寫作。憑我對他的了解，文學批評絕不會從他內(nèi)心完全拂去，文學批評猶如潛伏在他身體內(nèi)的一頭睡獅，遲早會要醒來發(fā)威的。果然，這幾年他的批評文章接連不斷地在報刊上亮相了。

　　《直言》是繼幾年前的《坦率》之后潘凱雄出版的又一本文學批評集。這兩本書收錄了作者一百余篇批評文章，是他近幾年來重拾文學批評的成果。我從這兩本書中首先感受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激情和真誠。那時，潘凱雄和我步入文壇都帶著一些懵懂，更帶著一腔青春的熱望，把自己的文學批評寫作看成很崇高的事情。這似乎也是當時普遍的風氣，那時候的文學批評有一些毛糙，缺一些修飾，但絲毫不會影響到它擔當起在思想解放和復興文學大潮中應有的責任。后來的文學批評變得更加精致、學理化、技術化，但也逐漸少了一些真誠，少了與文學現(xiàn)場的親密接觸。讀潘凱雄的批評集不由得回想起四十多年來當代文學批評所發(fā)生的變化，便發(fā)現(xiàn)他仍是四十多年前的那位熱血澎湃的青年，仍是那樣在寫作中滿懷真誠，確如他的書名所示，他是以坦率直言的方式來進行文學批評寫作的。

　　潘凱雄所說的“直言”內(nèi)涵很豐富。這既體現(xiàn)了一名文學批評家所秉持的公正立場，也是為了擔當起文學批評家捍衛(wèi)文學的職責。在他的心目中，直言必須是真誠之言。所謂真誠，就是對作家的一種尊重，因為尊重，他的直言里透出友善，沒有絲毫的指責、嘲諷或輕蔑。從直言中我也看到潘凱雄對批評家身份的修正。過去我們習慣于將批評家視為文學的“法官”，由他們決定對文學作品好壞的裁判，盡管這一觀點已經(jīng)過時了，但現(xiàn)在仍有批評家無意識中以“法官”的身份對待文學批評的寫作，或者走向另一個極端，干脆放棄了文學批評中應有的價值判斷。潘凱雄和我當年進行文學批評時，在“揮斥方遒”的痛快中多少也帶有一些“法官”的意識，但這種意識在潘凱雄如今的批評集里蕩然無存。他以對話者和觀察者的身份進入文學批評寫作，因此他的直言既意味著他絲毫不遮掩自己對作品的看法，同時也飽含著對作者的期待，當他言及作品的不足時，有一種替作者的惋惜和遺憾。直言同時也是直接面對文本的發(fā)言，用潘凱雄本人的話說，就是要“立足文本就作品說作品、就現(xiàn)象說現(xiàn)象”。在這方面，潘凱雄充分顯示出他細讀文本的功夫。細讀文本，這應該是文學批評之本，有時候衡量一篇文學批評的分量，往往就在是不是細讀文本上見分曉。

　　潘凱雄的寫作是有備而來的。他在知識和理論上有著充分的準備，他的準備還包括平時的閱讀積累和對文學現(xiàn)場的熟悉。這一切為他的文學批評構(gòu)成一個堅實而又開闊的平臺。因此他在評論一部文學作品時，從來不是孤立地談這一部作品，而是將其置于宏闊的背景下加以比較和辨析——或者是從文學史的縱向角度，或者是從文學現(xiàn)場的橫向角度，或者是從作者個人創(chuàng)作史的角度。比如他評論余華的《文城》，就是從余華寫《活著》以來的敘述風格的變化，看到了余華在結(jié)構(gòu)故事上的用心。由此他還提出了他關于故事性的見解。人們都肯定《文城》有一個好故事。但潘凱雄認為，小說中的“好故事”不能簡單地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好故事”，小說中的“好故事”更在于如何寫，“它對文字功力有頗高的要求，不只是情節(jié)的設計，更在于對文字使用的功夫及味道”。又如他評論范穩(wěn)的《太陽轉(zhuǎn)身》，則是將其與一批以脫貧攻堅現(xiàn)實生活為題材的作品進行比較，認為《太陽轉(zhuǎn)身》“是我看過的脫貧攻堅題材長篇小說中特別‘小說化’了的一部作品”。他指出這類長篇小說往往拘泥于就人說人、就事論事，“形成了某種新的‘圈套’”，而《太陽轉(zhuǎn)身》則能將脫貧攻堅納入更加廣闊的社會、時代與文化背景中去思考和書寫，因此他稱贊范穩(wěn)的寫作是成功的“破圈轉(zhuǎn)身”。在對《野地靈光》的評論中，我能真切感受到潘凱雄密切參與文學現(xiàn)場的程度。這是李蘭妮以自己身患抑郁癥的經(jīng)歷為素材所寫的第二部作品，當她患病后動下念頭要以親身經(jīng)歷來寫作時，潘凱雄便認真聽取她的想法，并提出有效的建議。在寫作過程中，他始終保持著與作者的交流與溝通。他肯定李蘭妮這種寫作實踐的人文價值，認為這是一本“生命之書”，贊譽她的寫作是“一種勇敢尋找光明與播撒芳香的努力”。

　　潘凱雄的文學批評還具有鮮明的問題意識，因此他就能夠從對一部作品的評論拓展開來，觀照文學創(chuàng)作的整體，對一些文學創(chuàng)作的共性問題作出自己的回答。比如他在評論孫甘露長篇小說《千里江山圖》時，就提出一個“主題性”創(chuàng)作如何與藝術個性相統(tǒng)一的問題。他認為唯有藝術個性更張揚，“主題性”才會更突出更鮮明。在評價《重卡雄風》這一類型化程度明顯的網(wǎng)絡文學作品時，潘凱雄發(fā)現(xiàn)作者在塑造社會主義市場條件下新型工人群像所作出的努力。在評論《勞動者的星辰》這本普通勞動者文學小組成員業(yè)余寫作的散文合集時，他則由文學與生活的老命題出發(fā)，討論什么是“真正的文學”。由問題帶出理論，以理論統(tǒng)領批評，這是潘凱雄文學批評的重要特點。

　　潘凱雄的批評文字是質(zhì)樸和明快的，他從不炫耀術語概念，也不故弄玄虛，因此他的文章平易近人，他的理論性和知識性埋伏在他的行文過程中。一個優(yōu)秀的文學批評家，只有在理論上和知識上做好了充分準備，才能寫出有分量的批評文章來。潘凱雄是有備而來的，我相信今后將會不斷在文壇上聽到他的坦率直言。

　　《光明日報》（2023年07月1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