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評論員：這兩天，媒體報道中一女子打賞外賣小哥最終遭網暴后不幸離世的消息，仍在持續(xù)發(fā)酵中。樸素的善意最終以一地雞毛的網絡暴力收尾，讓不少人扼腕嘆息。

　　“網絡暴力”進入公眾視野可以追溯至10多年前，但我們可能從未如此真切地感受到，網暴與你我的距離是如此之近。就近來發(fā)生的網暴事件來說，受害者或者是社會關注度高的“明星”等公眾人物，或者是具有話題性和爭議性的新聞人物，這或許讓不少人認為，單單自己的身份而言，就具有網暴隔絕“特質”。然而，前述悲劇的發(fā)生說明，并非如此。這或許也是網絡暴力泛化的最新佐證。

　　網絡暴力何以形成？輿論一直沒有停止追問。從傳播學的視野來說，不少理論都具有闡釋力。正如社會所達成的共識，互聯(lián)網的“匿名效應”，給與人們掙脫現(xiàn)實社會各種規(guī)范的“勇氣”，法不責眾的僥幸心理給肆無忌憚的言行以“安慰”。而網絡技術的發(fā)展，則讓暴力話語得以快速“集結”。在網絡暴力的形成機制中，“沉默的螺旋”效應顯現(xiàn)，大多數(shù)人的沉默讓喧囂的少數(shù)人形成了對于輿論氣候的錯誤感知，認為自己的觀點是受歡迎和鼓勵的，繼而越發(fā)大膽和極端。

　　但正如一些傳播學理論被質疑的那樣，無論傳播機制多么精妙，都不是發(fā)生在真空中的。最新的官方統(tǒng)計報告顯示，中國的網民數(shù)量已突破10億大關，其中接近1/5為未成年網民，約4成為初中學歷。網民年輕化的特點及受教育程度金字塔式的分布，是我們在探討網絡暴力時不容忽視的一個結構性因素。

　　復盤一些網暴事件還不難發(fā)現(xiàn)，絕大多數(shù)攻擊都是基于或者說始于一種道德判斷，盡管這種道德判斷是盲目的、偏激的，但施暴者卻自以為是，將這種道德判斷強加在受害者身上。比如，他們嘲諷200元的快遞報酬系“精致”“吝嗇”，奧運冠軍收藏某品牌運動鞋就是“跪族”等等。面對網暴，任何試圖擺事實、講道理的努力都無濟于事，反倒是為他們提供了更多“情緒勞動”的線索和資源。

　　動輒拿起道德大棒，占據(jù)制高點征討他者，肆意進行污名化，展現(xiàn)自我道德優(yōu)越感，貶損受害者，支配網絡暴力施暴者的幾乎都是道德意識。這固然與我們在長期的歷史文化中所形成的泛道德化的心理結構與思維方式有關，同時也要看到，在多數(shù)網絡暴力事件中，都能找到刺激性的的信息要素。若對這些具體的信息要素做進一步抽象處理，或歸于社會流動與區(qū)隔、社會保障及信任等現(xiàn)實“母題”，或歸于“公正”“平等”等價值訴求。在施暴者偏激的道德心理背后，或多或少能窺探到其所指向的社會沖突，以及由此衍生的社會焦慮。

　　必須指出的是，網暴借助網絡空間的虛擬性和匿名性，對他人進行人身攻擊，或是言語謾罵，或是人肉搜索，都構成對他人自由的侵犯和隱私權的踐踏，是對法律和倫理的挑戰(zhàn)，必須對其說“不”。另外，我們也需要理解這一點：網暴或是對社會沖突及風險的扭曲呈現(xiàn)，而后者又需要置于“轉型中國”的語境下來觀照和審思。

　　這并非是對網暴的“開脫”，而是在說明，認識和治理網暴需要超越傳播學的視野，在傳播機制之上還有更為復雜的演化機制和生成土壤需要研究。由此可以說，治理網暴，平臺積極擔責固然重要，法律嚴厲打擊也實屬必要，但這還不夠。據(jù)報道，一些網絡平臺已設計開啟“防暴模式”，或加強敏感詞的監(jiān)管，相關監(jiān)管部門和專家也提出要強化網絡實名制，并對商業(yè)“水軍”重拳出擊。我們樂見這些努力能有效遏制網暴升級，更期待有超越此視角的治理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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