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周一代，禮樂煌煌、文采紛郁?？鬃釉f：“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鼻嚆~器經(jīng)過夏商兩代發(fā)展，到周代達到鼎盛時期，其上鑄刻的品類多樣、內(nèi)容豐富的銘文，是我們了解周代文明的重要文獻。青銅器作為藏于宗廟，被冀望永傳后世的家族重器，其銘文記載了諸侯分封、官員冊命、訴訟糾紛、家族世系、戰(zhàn)爭婚姻、道德說教等內(nèi)容，涉及周代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器主對于銘文的制作有著精心考慮，不論是文字書寫、遣詞造句，還是結(jié)構(gòu)布局，都展現(xiàn)了作者的獨妙匠心。因而，銅器銘文除了具有重要的語言學和史學價值外，也蘊含著豐富的文學價值。研究者很早就重視考察銅器銘文的這一價值。早年肆力于“桐城派”古文，以文學名家的于省吾先生，在轉(zhuǎn)治古文字學后，即于1932年出版《雙劍誃吉金文選》一書，尤重裒輯文辭高古的金文作品。于省吾先生說：“金文之用韻者似乎《詩》，不用韻者似乎《書》，可與《詩》《書》鼎足而三?！睂⒔鹞呐c同時代作品進行文體類比。在該書中，于先生通過點評金文名篇，闡述其文學價值。如著名的骉羌鐘，記載了晉國的韓、趙、魏三家聯(lián)合對齊國作戰(zhàn)的重要事件。于先生認為其銘文雖僅61字，卻能將諸多事端詳備記錄無遺。銘文通體多用韻文，詞高聲宏，章法奇變，文氣雄駿，開漢賦之先河。

　　二

　　神話、詩歌、散文等先秦文學體裁，在周代金文中均有展現(xiàn)，異彩紛呈。

　　神話在文學寶庫中占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與小說這一文體關系密切。在周代流行的諸多神話中，“洪水神話”最為著名，廣為流傳?！渡袝贰秶Z》，以及著名志怪古籍《山海經(jīng)》等，均有記載鯀禹父子治理洪水的神話故事。這一故事在西周金文中亦有記載。收藏于保利博物館的豳公盨，年代屬西周中期晚段，其銘文記載：“天命禹敷土，墮山，濬川。”說大禹受天命平治水土，以息壤堙填洪水，削平高丘，填塞洼地，疏浚河流。這堪稱大禹治水神話的最早記載，保留了我國洪水神話的早期形態(tài)。

　　節(jié)奏明快、韻律整齊的四言句式，在周代金文中頗為常見。這與青銅器多為禮樂器的用途相符。青銅禮器常常運用于祭祀、宴飲等重要典儀中。句式整齊、韻文錯落有致的銘文，讀起來朗朗上口，可與樂舞相配合。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盤銘文，通篇基本以四言為句，以陽聲字入韻，描述子白的戰(zhàn)功和周王的賞賜。后段更是運用排比句式收尾：“王賜乘馬，是用左王；(王)賜用弓，彤矢其央；(王)賜用鉞，用政蠻方；子子孫孫，萬年無疆?！便懳囊袈珊兔溃?jié)奏強烈，氣勢磅礴。類似韻律整齊的四言韻文，在春秋以來的編鐘上更為常見。編鐘銘文往往以“皇皇熙熙，眉壽無期，子子孫孫，永保鼓之”這類押之部韻的祝辭結(jié)語，韻聲清幽高遠。

　　金文韻文多以四言為主，與《詩經(jīng)》的句式相類。七言詩一般認為起源較晚，不會早到戰(zhàn)國時期。下面談到的這件時代屬西周中期的毛公方鼎銘文，則提供了探討七言句式的早期文例，頗值玩味：

　　毛公旅鼎亦唯簋，

　　我用厚眔我友飽；

　　其用友亦矧唯孝，

　　肆毋有弗順，是用壽考。

　　銘文說毛公制作鼎簋寶器，用來饜飽朋友；其用以友愛兄弟，更用來孝敬父母，希望無有不順，壽考無疆。董珊先生談及這篇銘文，謂其葉韻嚴密，結(jié)構(gòu)精巧，韻律整齊。銘文前三句是七言韻文，第五句也入韻。如果將最后一行的“肆”和“是”省略，則作“毋有弗順用壽考”。如此，這篇銘文就是四句七言韻文。毛公方鼎銘文也許是偶然出現(xiàn)的七言韻文，但不妨視作七言詩的濫觴。

　　三

　　大部分周代金文的文體都可歸為敘事散文。

　　周代金文中的敘事散文，主要記述周代貴族參與的典儀、訴訟、戰(zhàn)爭等事件，展現(xiàn)了較為高超的敘事技巧。西周康王時期的作冊麥方尊，銘文166字。器主作冊麥作為邢侯史官，記敘了邢侯回宗周述職，接著分別參加肜祭和射禮，并兩次得到周王賞賜等事件。銘文首句先交代與述職事件相關的背景，即周王命令邢侯從原來的封地坯(今河南滎陽)，遷封于邢(今河北邢臺)；接著以時間為序，交代邢侯這次宗周之旅的全過程。銘文涉及諸多活動及其場所的轉(zhuǎn)換，敘事層次清晰。于省吾先生贊其章法完密，文風肅穆典重，冠絕萬世。

　　西周中晚期的銘文中，有一部分是關于貴族間圍繞土田、奴隸等財物進行交易或產(chǎn)生爭訟的記錄，反映了當時社會經(jīng)濟生活的日益復雜化。研究者多將此類記錄看作約劑或法制文書。這類記錄文字老練、表述清晰，敘事手法多樣，結(jié)構(gòu)富于變化，反映出周代敘事散文已趨向成熟。

　　裘衛(wèi)鼎銘文記錄了裘衛(wèi)和邦君厲兩位貴族之間關于土地的一次爭端。恭王五年的正月庚戌，裘衛(wèi)將邦君厲提告到王朝執(zhí)政大臣那里，訴說兩者之間存在的土田糾紛；大臣們通過問訊，確認邦君厲須將土田賣給裘衛(wèi)，判定邦君厲立誓執(zhí)行；隨后派遣周朝的司土、司馬、司工等官吏帶領人員勘踏土田，確定轉(zhuǎn)讓土田的邊界；最后羅列兩方參與土田勘踏的人員。銘文完全按照時間順序，交代這一事件發(fā)生、發(fā)展和結(jié)果的全過程。同樣記錄土田轉(zhuǎn)讓事宜的散氏盤，則采用了不同的敘事方式。該銘記載了周厲王時期散伯從夨伯那里獲得土田的過程。第一部分先交代夨伯因為殘毀散伯田邑而補償土田給對方，接著詳細記錄勘踏土田的經(jīng)過；第二部分記載參與土田勘踏的雙方人員與政府官員；第三部分則交代夨伯命令家族人員立誓要將土田忠實交付給散伯。兩銘均包括處理土田訴訟案件的各個環(huán)節(jié)：訴訟原由、審判立誓、勘踏田界、文書制作等，但散氏盤變換敘事手法，特意將勘界提至銘首，并對勘界過程詳加記錄，顯然是為了起到強調(diào)這一內(nèi)容，凸顯該盤作為土田約劑的性質(zhì)。

　　《左傳》是先秦敘事散文成熟的標志，其對戰(zhàn)爭的描寫歷來被人們贊不絕口。這種敘事能力可以追溯到西周金文。西周晚期的禹鼎、多友鼎、晉侯蘇鐘等銘文，描寫戰(zhàn)爭場面宏大，對戰(zhàn)事描述脈絡清晰，節(jié)奏緊張，精彩生動。在屬厲王時代的禹鼎銘文中，禹先講述自己受到武公策賞主管采邑，接著以追敘手法，陳述受賞事功，即對鄂侯作戰(zhàn)獲勝。銘文以“嗚呼哀哉”轉(zhuǎn)承到對戰(zhàn)事的描述，先強調(diào)“天降大喪于下國”，烘托形勢之危急；進而講述鄂侯率領淮夷諸部進犯周朝，周王派王朝軍隊討伐而陷于困境。禹適時奉武公之命，解救王師于危難之中，攻破鄂國而大獲全勝。銘文在敘述曲折戰(zhàn)事的過程中，兩次直引周王和武公“勿遺壽幼”軍令，將禹親歷的慘烈戰(zhàn)事描繪得歷歷如畫。

　　這類敘事散文的創(chuàng)作主體，自西周中期以來，開始出現(xiàn)一定程度的職業(yè)或階層分化，大致形成了史官和師氏兩大分野。這兩類創(chuàng)作主體所撰寫的敘事散文，呈現(xiàn)出一定的風格差異。史官長于記事，師氏重于說教。周代史官主要負責制作文書和記錄周王言行，上面談到的約劑文書銘文，多出自史官之手，可見其善于曲盡描述，鍛煉成文。最能體現(xiàn)史官敘事風格與技能的，當屬西周恭王時期的史墻盤銘文。該篇銘文長達284字，分成兩段，前段稱頌文、武、成、康、昭、穆以及時王的功德，后段記敘史墻家族六代的事跡，語言古雅，構(gòu)思精巧。對每位人物均以高度凝練的詞語概括其品德與功績，如“憲圣成王”“宏魯昭王”“青幽高祖”“柔惠乙祖”等，深刻展現(xiàn)了史官的才學。師氏主要掌管教育。按照李學勤先生說法，西周時期教育不分文武二途，師氏既是學官又是武職。師氏所作金文，喜歡以“王曰”或“王若曰”的方式，引用周王訓導，尤重在記言中進行說理宣教。如時代與史墻盤相近的師載鼎銘文，以“王曰”直述周王贊賞師載能夠引導匡正穆王，使之樂德。通篇通過反復強調(diào)“德”的思想，申明德教的重要。這兩類創(chuàng)作風格，開啟了我國敘事散文和說理散文的先河。

　　(作者：何景成，系吉林大學考古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