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只關注精美的壁畫和塑像；現在，把開鑿的崖壁、山體，周圍的河流、植被，都與洞窟視為一個整體

　　中國石窟保護理念于上世紀初內憂外患的背景下、出于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覺性而萌發(fā)，經歷了戰(zhàn)爭年代的初期嘗試、新中國成立之初艱苦卓絕條件下的開端，在改革開放、思想解放歷史條件下得以發(fā)展、形成，在新世紀對文化遺產高度重視的環(huán)境下不斷完善。

　　石窟包含石窟寺、石刻等，隨著文化遺產學科的發(fā)展，人們對其的認識不斷加深。最初人們的目光只關注精美的壁畫和塑像，將石窟單純地當做珍貴藝術品來欣賞與保護。隨著新中國成立后對文物價值的研究與認定，石窟的歷史見證價值、選址和開鑿的科學技術價值也逐漸得到了理解和重視。今天，石窟被看成一個整體。開鑿的崖壁、山體，周圍的河流、植被，都與洞窟一起，共同構成了具有文物價值、文化意義、社會效益和時代價值的完整文化遺產。對保護對象認知的轉變也導致保護思想的變化：從單純的臨摹、保護藝術品，到保護石窟本體，再到現在的石窟洞窟本體與周邊景觀環(huán)境一并被納入保護體系內。

　　通過100余年的保護實踐，保護程序、價值觀、技術手段都逐步完善

　　從20世紀初期算起，中國石窟保護已經走過了逾100年的歷程。石窟保護和管理體系從無到有，保護工程從少到多，在對石窟寺這一特殊的佛教遺產類型的保護上，做出一系列有意義的嘗試，積累了寶貴的經驗。自20世紀40年代開始，幾乎每10年都有創(chuàng)新。在20世紀40至50年代，莫高窟建立簡單看護體系和防沙墻，初步做到了石窟的“不塌不漏”。20世界60年代，莫高窟加固工程是第一次從國家層面上關注的大型保護工程，通過加設擋墻做到了保證莫高窟的穩(wěn)定和參觀、管理。20世紀70年代，龍門盧舍那大佛維修、云岡三年加固工程首次嘗試化學灌漿方法，并開啟了“搶救性”保護序幕。20世紀80年代麥積山保護工程首創(chuàng)的“噴錨粘托”方法，屬于當時最先進的技術之一并獲得了1985年國家科技進步獎，對此后諸多石窟保護加固工程產生了深遠影響。20世紀90年代進行的龍門、大足石窟等保護工程，為改善石窟保存環(huán)境作出了貢獻。

　　進入2000年后，隨著保護工程類型、數量上的豐富和增多，保護理念在崖體、造像、壁畫、窟檐、環(huán)境等各個方面都進行了有重要意義的實踐。正確的保護程序、完善的保護價值觀和更豐富的保護技術手段都是本階段石窟保護取得的進步。這些實踐不僅保護了全國幾十處重要的石窟寺、摩崖石刻造像，而且為我國遺產保護理念發(fā)展提供了必要的實踐依據與佐證。

　　從思想萌芽到普及、繁榮和創(chuàng)新，中國石窟寺、石刻保護可分為多個階段

　　自20世紀初至1949年間，可以視為中國石窟保護的“思想萌芽階段”。那時，外國人的探險與考察，激發(fā)了國人保護文物的愿望，以營造學社等為代表的有識之士迫切希望能夠為中國自己的傳統(tǒng)與文化作出貢獻。1930年，梁思成先生在東北大學講授《中國雕塑史》時，借鑒了許多外國人的研究資料，不由感慨“日本之常盤大定，關野貞……具有著述，供我南車。而國人之著述反無一足道者，能無有愧？”此后，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劉敦禎赴大同調查古建筑與云岡石窟，撰寫了《云岡石窟中所表現的北魏建筑》一文，發(fā)表于《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四卷第三、四期。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梁思成等人轉移到西南后方，但仍未停止工作。在1939年9月開始的川康地區(qū)古建筑調查中，梁思成、劉敦楨、陳明達、莫宗江考察了35個縣的眾多摩崖石刻，其中以大足寶頂山、北山兩處最為重要。這也為隨后梁思成將大足石刻第一次引向世界打下了基礎。

　　這一時期，雖然社會動蕩，但如營造學社、考古學家夏鼐為首的西北考察團、大足石刻考察團等的工作仍然熠熠生輝。1942年，在于右任先生呼吁下，敦煌藝術研究所作為第一個石窟保護機構成立。為敦煌藝術所傾倒、從而毅然回國的愛國藝術家常書鴻擔任所長。在當時艱苦的條件下，常書鴻先生帶領有限的人員完成了清理洞窟積沙、修建圍墻等工作。雖然簡陋，卻是“保存或留存以示后人”的樸素保護思想體現。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1979年改革開放前的30年間，可以稱為保護思想的初步確立階段。1960年，新中國首部綜合性文物保護法規(guī)《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公布，明確提出“在進行修繕、保養(yǎng)的時候，必須嚴格遵守恢復原狀或者保存現狀的原則?！庇纱?，“保存現狀或恢復原狀”成為這一時期包括石窟保護在內的主要思想。

　　這一階段，石窟保護以“搶救性”為主，基本遵循“以保存現狀為主，小規(guī)模恢復原狀嘗試”的原則，主要解決石窟結構穩(wěn)定性問題。1963年至1966年開展的敦煌莫高窟保護工程、1971年至1986年進行的龍門盧舍那大佛保護工程和1974年至1976年進行的云岡石窟加固工程，都是重要的實踐代表。另一方面，龍門大佛保護、云岡石窟加固都創(chuàng)造性地都使用了環(huán)氧樹脂等化學加固保護手段，云岡“圍巖裂隙灌漿加固技術”在第一次全國科學大會上獲得嘉獎，見證了石窟科學保護嘗試的開端。

　　改革開放后，石窟寺、石刻保護思想進入了重要的發(fā)展階段。從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間，隨著《文物保護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guī)文件的出臺，“不改變文物原狀”作為我國文物保護的基本原則被確立了下來。另一方面，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擴展，《威尼斯憲章》等國際遺產保護的理論、經驗也逐漸引入。這一時期，在石窟基礎測繪研究上，隨著對偏遠地區(qū)石窟調研、測繪工作有條不紊開展，關于石窟的圖書資料出版成果大大豐富，不少成果還獲得國家、省部級獎勵。在保護工程方面成果更為突出。新中國成立后50年內的石窟保護工程，有85%以上都是在20世紀80年代后完成的。專業(yè)保護隊伍也不斷擴大。在古建筑和石窟寺保護專家余鳴謙，我國巖土文物保護學科奠基人、石質文物保護專家黃克忠，中國首個文保博士、敦煌研究院原副院長李最雄和我國文物保護領域國際合作的領軍人物、“敦煌的女兒”樊錦詩這些學者的努力下，中國逐步走出了一條獨特的石窟保護道路，中國特色的保護原則和科學保護體系初步建立。

　　1986年至1992年，在維護中首次總結出“遠看差不多、近看有區(qū)別”等中國特色石窟保護原則的樂山大佛前期研究和危巖加固工程，就是這一階段的重要實踐代表。敦煌莫高窟于1987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也大大加強了在石窟保護方面的國際交流與國際合作。

　　2000年后，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石窟寺、石刻保護進入到了繁榮、普及與創(chuàng)新的階段

　　在這一階段，保護敦煌莫高窟第85窟壁畫、建立白鶴梁題刻水下博物院、大足千手觀音保護工程、千佛崖保護性設施研究及試驗工程等重要工程開始實施，相比之前，“原址保護”的觀念更加深入人心，對待文物本體的態(tài)度更加謹慎，保護程序更加嚴謹。工程中圍繞“真實性完整性”“使用恰當的保護技術”等原則產生的爭論，引發(fā)了廣泛的社會關注，這些都是石窟保護思想發(fā)展和進步的見證，也體現了石窟保護工作從搶救性保護到搶救與預防性保護并重的轉變。隨著數字化、虛擬現實等技術的發(fā)展，以“數字敦煌”為代表的展示利用工程，能夠使千里之外的人們獲得真實的遺產體驗，也反映出石窟寺保護、利用與傳播“三位一體”新目標的建立和探索。

　?。ㄗ髡撸簠螌?，為國家文物局專家?guī)鞂＜?，高級工程師、博士，北京國文琰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主任工程師，多年從事文化遺產研究和保護實踐。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思想史”成果）

　　中國石窟寺“家底”摸清（延伸閱讀）

　　本報電 （記者趙曉霞）國家文物局組織開展的全國石窟寺專項調查最新結果顯示，全國共有石窟寺2155處，摩崖造像3831處，共計5986處。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共288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417處，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1285處，尚未核定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的不可移動文物3361處，另有新發(fā)現635處。

　　“十四五”時期，我國將繼續(xù)全面推進石窟寺保護利用工作，深化多學科合作研究模式，推進重點區(qū)域重點石窟寺考古，推動重點石窟寺考古資料發(fā)表和成果轉化；建設國家石窟寺資源數據平臺，分級分類開展石窟寺保護，提升石窟寺科技支撐能力，推動石窟寺預防性保護和防災減災，打造石窟寺安全創(chuàng)新體系，守護石窟寺本體安全，實現石窟寺保護、研究、科技互聯互通。同時，融合整合石窟寺資源，推動重要石窟寺展示提質，促進石窟寺更好融入生活、服務社會，拓展石窟寺國際交流合作平臺，促進流失石窟寺文物追索返還；培養(yǎng)專業(yè)隊伍，持續(xù)加強石窟寺人才培養(yǎng)，加強機構建設，健全國家和區(qū)域兩級石窟寺協調保護研究機制等。

　　列入世界遺產的中國石窟（鏈接）

　　截至2021年，中國共有8處石窟寺、石刻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分屬于6項文化遺產、文化與自然混合遺產項目。

　　● 1987 莫高窟

　　● 1996 峨眉山-樂山大佛（樂山大佛）

　　● 1999 大足石刻

　　● 2000 龍門石窟

　　● 2001 云岡石窟

　　● 2014 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麥積山石窟、彬縣大佛寺、克孜爾千佛洞）

　　為樂山大佛開出“治水藥方”（鏈接）

　　石窟保護是一個動態(tài)過程。近日，來自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敦煌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的專家為樂山大佛石窟“會診”。經過現場勘查后，專家一致認為，樂山大佛最主要“病根”在于水患。治理內部裂隙、防風化、用什么材料修復、是否建立遮擋以及游客承載量極限等都需要系統(tǒng)規(guī)劃、分步落實。

　　由于氣候潮濕、雨水多、依存巖體性質等因素，樂山大佛的水害、生物病害、風化病害、修復層開裂剝落等問題突出。1914年以來，樂山大佛先后進行了7次較大規(guī)模的表面修復。但都沒有系統(tǒng)性地從根源上解決保護難